"诗界革命"中"新名词"地位消长原因之分析

"新名词"从必有到可无的前后变化,其原因有三第一为了争取更多的"诗界革命"的支持者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第二出于对诗歌艺术特质的觉醒并维护之的意愿;第三则是由于受到了精神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前的诗歌写作,可视为他诗歌写作的早期。同为长沙时期(1877 1889),最初二三年里,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更近"唐音";从《诗录》收诗的光绪六年(1880)起,此后几近十年间,陈三立在长沙追随王闿运,摹写汉魏六朝,尤其重视向晋宋诗人学习。进入武昌时期之后(18901895),即《诗录》收诗的最后五年,陈三立在张之洞、梁鼎芬等师友的影响下,转向对唐宋大家杜、韩、苏、黄等人的学习,呈现出"宋调"的风貌。此一转变,契合了陈三立的性情与才学,并得到黄遵宪的肯定。     

报业集团加快完善内部控制的必要性

笔者2011年参加中西部地区党报财务工作研讨会,通过会上的交流,深感报业集团加强内部控制的紧迫性。报业集团多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的管理观念和做法一直存在,加快完善内部控制变得尤为重要。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论《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

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苏白”写作,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但从版本资料来看,为众人所普遍接受的《海上花列传》“不获风行于时”的看法是不合实际的。《海上花列传》成功的奥秘不在于它使用了“苏白”,而在于作者对“苏白”这种方言的创造性运用。正是由于这种创造性运用,“苏白”在表现“地域神味”的同时,还凸显了人物鲜活的个性。     

梁启超的小说本体理论初探

梁启超在其前期(1920年之前。依据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分期)的生活中,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的小说理论即是这种个人背景和普遍失范时代的产物。由于处在现代小说理论的发轫期,缺乏理论自身的依傍和挑战,因而梁氏小说理论有许多地方失之粗糙;但作为中国小说理论演进中的一个环     

论黄遵宪的报刊思想

黄遵宪虽然提出了报刊能启人智慧 ,但仍然没有跳出“西报中源说”的范围 ;虽然提出了报馆管理的董事模式构想 ,但在实施过程中采取的却是一种反民主的专断形式。这主要是因为 :他虽然有十三四年的海外出使经历 ,但仍然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徘徊在中西、新旧、过去与未来之间。     

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

刘梦溪、邓小军以陈三立诗歌及相关史料"考实"的慈禧"赐死"陈宝箴之说,因其考证过程中的种种讹误,不足凭信。不论是官私文献记载还是陈三立本人的诗文表述,支持的都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陈宝箴"以微疾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