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从文化到文体

近几年的中国文学在众声喧哗之中似乎逐渐凸现了自己的“主潮” ,这就是对于作为文学存在的语境———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但这样的倾向是不是也可能出现离开文学文本的弊端 ?这也是许多学界同人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 ,为此 ,本刊特地约请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怡教授为我们主持了一组“笔谈” ,希望在一个强调“文学之外”的时代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文本、文体这些“文学之内”事物的兴趣。我们相信 ,正是多种倾向的同时存在 ,才最终构成了文学研究在总体上的健康发展     

比喻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修辞阐释

比喻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修辞阐释李怡在人类的文学活动乃至一般的语言活动中，比喻是最基本的修辞方式，特别是对于格外讲究语言形式、推敲文法结构的诗歌艺术，情形更是如此。中国古人一向把“六诗”、“三义”作为诗的几大要素，其中就包括了作为语言修辞的比喻（比）；即...     

物态化与意志化的消长──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特征

中国现代新诗源于民族传统诗学与外来西方诗学，因此，物态化与意志化这双重品格的消长就成为其文化特征。意志化是中国现代新诗的重要走向，而物态化则是它的核心、归宿和取之不竭的能量之源。在中国新诗的实际运动中，二者彼此消耗、削弱，都不可能再完整地显示自己固有的文化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在一定角度上的相似性也使它们有机地融合，从而使“主客统一”这一诗学追求完成了从西方到传统的转折，使传统诗学的物态化精神实现了最关键性的调谐。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产品机会缺口分析

产品机会缺口分析作为新产品开发中研究用户需求的一种方式,它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在社会新趋势下发现现有产品的不足和产品使用者的潜在需求,从中找出产品的创新、改进空间,并以此来引导新产品的开发。社会趋势发生改变,用户对产品的评价标准会有所不同,产品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当现有产品所能满足的与用户的新需求之间出现空缺时,就会出现产品的机会缺口。文章通过当前产品的情感价值需求这个机会缺口的分析来说明之。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问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定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零落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连续失利,都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引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处,并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找到了历史的动力,这便从根本上疏通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通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接通了丰富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在共同的“人文”追求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融通中自我反思。然而,中西人文传统本身的巨大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深刻度与社会作用度。     

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

<正>2023新年伊始,近年来活跃于批评界的《当代文坛》杂志推出专栏,再度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这样开宗明义：“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