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研究:为什么研究和研究什么

延安文学的问题往往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这种复合性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都不单纯地源于和停止在文学层面。对“延安时代”的意义的发掘,将比对它的评价更重要。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成果。第一个方面,是与延安文学有关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方面,是由延安文学形成和提出的几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对延安文学研究这个课题的处理,禀持三个原则首先,必须运用文化研究的整合视角,而不宜把它理解一种封闭的文学对象;其次,无论对于史料还是延安文学的具体作品文本,尽可能细读,唯细读才能从看似寻常的背后挖掘出丰富而新鲜的意味;第三,解读的工具不仅仅是理论,也包括叙事,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叙事对于事物具有复原、重构和发现其各种联系的非常活跃的功能,这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现实主义三题

我曾多次写文谈论“现实主义”问题.几乎每一个中国评论家都不得不对它有所发言,从而使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别的问题上耗费如此之大的精力.但某种意义上似乎又必须如此,因为这里面集结了我们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所有梦想和疑难,你可以赞成它,也可以反对它,但没有人能够绕开它.     

80年代的博弈

"80年代文学"很明显由两条线索组成,两条线索平行而相对独立.一方面,体制文学毫无疑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它对于文学生产的组织尽管已不如五六十年代,但较诸90年代以后,却仍旧称得上是有力的.另一方面,又明显存在大量位于其组织之外的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它们呈现了不同的演进.组织框架内的文学,依自身关系向前运动,"自发文学"也自有其取向、延展和转承.不过,相对独立并非彼此隔绝.两条线索在某些点上也形成交叉和互相影响.总的来说,"80年代文学"表现得像一场博弈.文学体制意志和"自发文学"意愿之间,从始至终你进我退、此消彼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一贯整一严密的文学体制内部,对文学走向乃至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亦不复统一,因而在制订何种政策以及如何领导文艺上出现深刻裂缝,并在掣肘之间寻求进展.     

寂寞茅盾

闭门不出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起码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1964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商君的死

书柜里头，有一本长篇小说——《商鞅》，无事时拿起翻看过。写得一般，缺少让人全神贯注的吸引力。我就那么翻着，准备翻几下便送它回书柜里原样躺着……快要终卷时，有一段文字却让我的目光停了下来：那时，商鞅躲避新君惠王和公子虔的追缉，仓皇在路，这日逃至一家客店——     

当代文学的写史问题——有关“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课题的一次漫谈

杨劼:正在看香港传记作家韩文甫写的<邓小平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文学艺术原本是最清高、最能抵抗权力和金钱腐蚀的领域,她们本身有自己一套价值标准.可是如今,文学艺术的庙堂也被金钱打败和征服了.艺术家‘下海'这且不去说他,最近连堂堂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连堂堂的<文学评论>杂志,连堂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联袂出面,为香港一位流行小说女作家大唱赞美诗,把衡量文学艺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弃之不顾."     

郭沫若:为什么成为“愤青”

大概在刚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一改逍遥潇洒、才子风流情状,变得烦闷激愤,对生活格外抱有不平,喜欢骂世和谈论"无产阶级",乃至主张"暴力"。例如1922年他写道: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     

"叙事"的学术价值——读《整风前后》有感

《整风前后》是严平女士为陈荒煤所写传记《燃烧的是灵魂》中的一节,记述1938-1945年这段时间,荒煤来到延安后的经历和创作。严平所写传记,好就好在以荒煤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延安知识分子的样本。认识历史的方法与渠道,包括理性和感性两种,不可以偏废。但在学术上,往往容易轻视感性的方式。不要忽视叙事(史传),把它视为学术的重要方法之一,也许是一个当务之急。     

直击语言--《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风貌

语言问题,是延安文艺整风所欲改善的有实践意义的主要方面之一,也是文艺整风的一个起因。从语言细节入手,考察《讲话》前延安小说的风貌,可以具体、感性地了解“脱离工农兵”“洋八股”这类批评的现实性。最常见的情形是,将缺乏原创性和本土性的翻译化话语,径施于对边区风土人情———主要是农民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士兵———的书写,而造成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这种不协调的状况,突显了文学语言转型的必要,“五四”以来的欧化风格于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