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发达地区城市化的若干问题

1、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程度偏低。由不发达走向发达,必然伴随着一个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不发达地区今日的落后与明日的繁荣,都需要我们对城市化从理论上作出解释,本文拟就此发表若干看法。 一 2、城市化程度不仅仅是测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它本身所包含的经济能量与社会能量,既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构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正因为这样,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越高。而这种发展,     

认真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含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的核心,具有首要地位。它规定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影响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程度。“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内含着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物质文明建设与梢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的统一,前进方向与历史过程的统一等4大逻辑联系。当前,“三个代表”表现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等时代任务。     

用心构筑民族精神的高地——读汤赛南《做有精神的中国人》

中国正处在一个特别发展阶段,这就是人均GDP由4000美元转向10 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这是一个矛盾多发期、凸显期,是一个非常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更为复杂的是,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因此,如何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更加突兀地摆在我们面前.     

警惕邪教

世纪之交,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以其荒谬和罪恶,从反面向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在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高度注意邪教问题。一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具有明显的邪教性质,是一股反政府反社会的政治势力。我们与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的斗争,不仅仅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而且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一）从“法轮功”到“法轮大法”,李洪志开始炮制一种邪教。最初的“法轮功”,是以“祛病强身”为旗号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善良的人们加入到练习“法轮功”的行列。在此基…     

经济学研究员史忠良

史忠良,1944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1967年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军垦农场务农,中学任教。辗转周折,1978年起先后在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此时,中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史忠良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这一场伟大的变革,以思想敏锐,活跃,擅长于引进新学科知识的姿态,进入江西经济学界。他是最早将人才学、科学学、未来学的研究引入江西的学者之一,他的首篇经济学论文《论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与人合作)发表在《经济研究》1980年第11期上,这是一篇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探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把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统一起     

社区管理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正>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再次走上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台。2012年我在学校讲学时,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谈到了香港特区的社区管理,引起我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社区管理问题是中国当前所遭遇的一个十分尖锐和复杂的问题,也是潜藏着很大风险与危机的问题。今天,我以此为题,把中国在这方面所遭遇的问题报告给大家,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指教。     

振兴中华:使命感与紧迫感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学术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等诸多问题,发表了见解。为展现本次座谈会的精彩内容,本刊特选登四位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新中国60年:学术视阈的见证——国庆学术笔谈

在喜迎共和国60华诞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很振奋。尽管在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困难,甚至还有许多牢骚,但是在讲到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社会     

经济学变迁与中国发展取向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再到快乐经济学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中国发展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快乐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境界的提升。在发展经济学与快乐经济学之间,有着无比密切的联系。如果离开发展,去侈谈快乐的问题,将是十分危险的。     

“晚年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一致性———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重新凝聚了改革共识,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予以科学概括,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精辟而有力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就会死路一条的历史结论,以极大的勇气与智慧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政治遗训。一段时期以来,有人抓住邓小平晚年的某个谈话,片面地、孤立地理解邓小平的思想,甚至提出所谓"晚年邓小平"的问题,得出"邓小平晚年承认他搞的改革开放失败了"的结论。这是对邓小平晚年思想的割裂和肢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晚年的思考与邓小平理论是逻辑一贯的思想体系,其中,南方谈话是其晚年思想的集中体现和系统阐发。当前,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从南方谈话中汲取智慧和勇气,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方向,努力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