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法平衡论的不平衡审视

现代行政法“平衡论”通过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的互动实现平衡,但是在涉及主体之间、行政与环境关系、执行中所导致的结果等方面并不平衡,其提倡的以民制权论在目前可行性也不强,经历着后现代冲击的行政法也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考。     

问责制理论来源的梳理与反思

对于“问责制”的理论来源,当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六种:是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要求;来源于《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来源于委托———代理理论;是权责对等原则的具体要求;符合党纪、政纪精神。然而当前理论界的探索仍存在视角单一,重来源轻实践的缺陷,但如果抽象其本真价值来看,这些观点体现了行政价值的回归。     

公众“微参与”与城市应急管理的藕合与提升--以厦门5·16特大暴雨为例

对厦门5·16特大暴雨中,公众通过微博参与信息传递和救灾等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公众“微参与”具有阶段性和情绪渲染的明显特征,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和易于“极化”的特点;“微参与”中的信息传递具有“点对面式”的传播特点和热点新闻重造效应。“微参与”状况取决于现实状况和城市管理者的重视程度。通过微博等网络新媒介的应用,为公众参政议政搭建桥梁,将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不同组织和个人通过物联网联接起来,整合“碎片化”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可以有智慧地提高微时代的城市管理水平。     

政府回应:实践阙如与实质性演进

当前政府回应存在“形式官僚制过足”与“实质官僚制不足”两方面致命的缺陷,而这单靠政府自身是无法彻底得到改变的。因而应增加民众的刚性制约因素,赋予民众对决策实质的影响力,实现从“为民决策”到“互动决策”的转变,使政府回应由单向性向互动性转变。     

论行政决策信息化的有效性

文章对三种行政决策理论进行信息化解读,提出行政决策就是在占有尽可能多的与决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再生产的过程,并借鉴通信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方式,对行政决策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和谐公共政策诉求：理性他者地位的理性回归

为了改变理性他者在公共政策建设中不断受到消解的畸形地位，促进理性他者在和谐公共政策中地位的理性回归，从认识论和人性论2个角度，在探讨当前和谐公共政策建设对理性他者不断消解的基础上，对理性他者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必然介入及其应有地位的回归进行了探索，并针对当前和谐公共政策建设处于后现代所谓的“类象时代”，提出应该研究运用更新的思维方式，进一步纠正和谐公共政策建设重视理性而忽视理性他者的不良倾向，完善和拓展和谐公共政策建设的思维依据。     

村域党支部的领导困境及出路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来实现的。当前村域党支部在这三方面的领导却陷入困境。政治领导的困境体现为二元决策中心的出现及党支部的“边缘化”或过度集权，因而应赋予村民委员会真正的自治权，村域党支部则实现决策权力的“虚化”与监督权力的“实化”；思想领导上的困境主要是由思想建设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和“富人治村”、村民“离村”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致，因而应创新资金投入模式。建立村域党支部成员的薪酬、职位晋升新机制和村民“说服机制”，同时树立起服务为本的观念；组织领导的困境体现为村域党支部在组织、培养、选拔、使用和监督党员上的弱化，党员的责任意识淡化，同时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实际上成为村两委的杂事处理机构，因而应增强支部书记的合法性来源，增加村民对党支部组织建设的信任与支持。建立责任考核机制，明确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职权，并真正赋予其履行职权所必需的条件和保障。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     

论文化建设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面对着文化全球化 ,民族精神遇到强有力的挑战。探索文化全球化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明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成为时代的要求。     

保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

消费需求实质是愿意支付和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潜在消费。消费需求的不足将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导致货币传导机制不畅。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要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消费领域,以保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