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公共治理的五大前沿理论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并非是对立之存在,而是互补之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理念层面上,突出服务理念;网络（化）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方面,强调网络结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治理方式方面,提倡整合或合作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理论在治理工具方面,主张大数据技术或智能化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治理目标或使命方面,认为创造公共价值将是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应将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等层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构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出整体优势,理论群优势。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能反观我国当前的治理背景、设计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又能在理念、结构、机制、工具、目标层面启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放管服”改革何以优化营商环境？——基于治理结构视角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既有研究分别从权力、制度和技术3个角度给予解释,但研究视角单一、理论提炼较少,目前学界缺乏总体性视角和理论化研究。本文构建了治理结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以期对“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作出理论解释和探索,选取2017～2018年289个城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验证本文理论框架。研究发现：成立行政审批局和政务服务中心进驻部门与事项的职能整合路径、运用网络技术提供在线服务的数字化运作路径、成立大数据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共享路径,分别构建了平台界面、数字界面和信息界面,实现基于界面的政企互动,降低了政企沟通、信息和合规成本、优化了城市营商环境。以上3种路径的验证为营商环境的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总体性理论框架,“放管服”改革将条块结构转型为界面结构,实现界面式互动,通过解决有限理性与投机、制度摩擦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公共政策何以轻重缓急？——以网约车政策历程为例

为什么公共政策出台有轻重缓急之分？在政策制定中，注意力分配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政策制定的“三明治”框架，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回答。本文在多源流框架的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基础上，提炼了问题与政治两个要素，结合政策制定的二重合法性，提取出社会问题的突出性与政治导向的吻合度两个框架要素，认为在二者的互动影响下，政策形成了专题型政策、愿景型政策、综合型政策、观察型政策四种类型。文章以出租车政策验证了以上四种类型，并发现四类政策分别发挥了重点解决、指导调解、关注和潜在观察社会问题的作用，政策注意力呈现阶梯分布，解释了政策的轻重缓急之分，拓展了多源流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