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离——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必然选择

如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这场改革的难点。围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开出了形形色色的“药方”;实践者进行了近十余年的摸索,着手了各式各样的“试验”,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市场疲软的出现,经济效益的滑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一般说来,寻找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途径,不外乎两个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与上级及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分析

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与上级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双向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多任务、不对等的委托合同,形成合约的成本较高,这就给双方留下利益空间、制度空间、技术空间、回旋空间,值得博弈、可以博弈、能够博弈。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扩权、争利、脱控、减损、保护、惑上、变通等在经济增长速度、财税利益、宏观调控和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博弈。     

转型期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存在的问题及规范

政府行为得当与否主要取决于制度、法律、政策、外部环境以及政府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体制、机制、法律、政策规定以及辖区人民的要求,其决策行为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特点,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决策行为的应付性。这种行为表现最直接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但是,由于工作与决策的目标和出发点不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及工作决策不一定对所有地方都实用,至少…     

从权力视角看同级关系的排斥性问题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务人员,甚至我们每一个有工作的同志,同级关系都是面对最多、最直接、最频繁的人际关系.同级关系处理得好,相互就会成为工作中的帮手、事业上的伙伴、生活里的兄弟,对单位和个人是福;处理不好,同事、同行就可能变成竞争中的对手、前进道路上的冤家、单位之外的路人,于人于己都是祸害.显然,同级关系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因为竞争以及相互间的防范、积怨、争斗等引发的排斥性问题.     

经营权缺位论

“所有权缺位”悖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改革,一开始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前进的,这种思路的基本前提在于传统体制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现实表明,沿着这条思路滑行,有可能掉进“放则乱,收则死”的循环陷阱之中。理论界不少人认为,旧体制过度集中的根源在于其财产关系,而这种财产关系造成的“所有权缺位”是我国企业缺乏活力和企业行为不合理的根源。按这种看法,以国家作为全民财产主体代表的国家所有制,在事实上造成了企业作为全民财产的经营者既不享有财产支配权,也不关心财产增殖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在于企业的财产主体不明确,使国有财产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所有权缺位”状态。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只能是让企业成为财产主体,使其对资产拥有全部或部分的所有权。只有在资产所有权上独立,才能在经营权上自主,从而才能将企业搞活。     

有效治理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的核心在法治

在当代我国地方管治的政治架构中,主要领导的决策专权与权力部门的执行滥权一直是一个不断重复、难以治愈的突出问题.它是腐败的源头,是官民矛盾冲突的主要诱发因素,是各类涉政公共事件的关键责任所在,更是地方政治生活不正常、政治生态异化、干群关系紧张的总祸根,还是削弱党的政治优势、弱化社会主义体制优势、损害群众工作优势的特殊环节. 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长期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有其产生发展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涉政公共事件的处置艺术

涉政公共事件是指由偶然的因素引起,大量的社会公众直接或间接被卷入,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在时间紧迫、社会压力较大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条件下,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迅速作出回应、处理、协调等决策的事件.近些年来,除了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群体性事件、重特大意外事故、重大疾病疫情所导致的涉政公共事件外,地方政府行政行为不当所引起的公共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