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迄今已走过了革命建国、运动治国与执政兴国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以"群众"作为自己行使历史使命的参考群体,群众路线因此对中国国家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凭借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大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国的使命。在毛泽东治理中国时代,运动治国的方略虽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客观上仍基本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完成了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建构逐步恢复到常规化的理性化的轨道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的政策主张。囿于群众路线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之路径的一些窒碍,中国国家建构下一步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解决与群众的联系问题。     

反对特权必须深化制度改革——专访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虞崇胜教授

<正>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规范,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不论是拒腐防变、正风肃纪,还是简政放权、权力清单,都是这方面的切实举措。其中,腐败与特权,是公权力失范和异化的突出问题。如果说腐败是权力异化和失范的显性症候,那么特权是权力失范和异化的隐性病根。管住权力,必先反对特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而反对特     

全球化的新特点与中国的战略对策——专访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的背景之一是新世纪全球化的新趋势。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对它的认识是准确判断重要     

公共空间与公民参与：大众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

过去二十多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公民权的衰弱,引发了政治理论家从公共空间的维度审视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的热潮。这种民主的微观研究维度,与当前主流的宏观的民主研究的宏大叙事适成对照。通过这种映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人们对民主理论的认识。与此同时,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地理上的具体的、特殊的性质,可以弥补主流民主理论所固有的时间上的抽象性、一般性的缺陷。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与转型——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党的自我改革意识也目益自觉和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尊重和保障人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尊 重 和保 障人 权 ,是 现代 政治 文明的 重要 标 志,也是 社会 主 义政 治文 明 的本 质要 求 ,还是防 止和 清 除权 力 腐败 的重 要 前提 。十届 人 大二 次会 议通过 的宪 法 修正 案 将 “国家 尊重 和 保障 人 权”写入 宪法 ,标志 着 社 会 主 义 人 权 观 的 重 大 突 破 和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政 治文 明的 重 大发 展 。     

美丽中国在漳州的实践与探索——专访漳州市委书记陈冬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首次独立成篇集中论述,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重大深化。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理念先行,更需要各地实践探路。福建省漳州市于2011年9月召开的第十次党代会上就确立了"建     

秩序的解体与重构:霍布斯"绝对主权"思想评析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思想至今仍被"误读"为是为专制主义张目.但只要深入到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他的逻辑体系中就会发现,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跨出了现代人类政治生活决定性的一步,是新秩序伟大的建构者.他所建构的新秩序理论根基--绝对主权,虽然未能满足现代人的所有需要,但仍未被超越.     

现代性与大众民主的逻辑——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理性化和官僚化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它们支配了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国家领域中,科层官僚化为自由和民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抑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对韦伯来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的应对措施是将官僚机构(行政)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这就要求国家政治生活的议会化和民主化.但是,这种民主化是有限度的,它并不意味着大众的直接统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只能是一种选择政治领袖的机制.恰当的政治领袖选择机制,是议会化和民主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