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澄清公告的辟谣效果研究

基于2006年至2012年A股证券市场的澄清公告,运用内容分析法收集澄清传闻样本,应用事件研究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澄清正面和负面传闻的效果以及传闻来源和澄清公告特征对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澄清公告的辟谣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正面传闻,澄清公告具有辟谣的效果;对于负面传闻,澄清公告不仅无法辟谣,反而起反作用。相对于非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传闻而言,通过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传闻更难以辟谣;相对于发布名义性澄清公告而言,通过发布技术性澄清公告能更有效地对正面传闻进行辟谣;但就负面传闻而言,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研究结果为系统评价上市公司澄清公告的作用提供经验证据,并为上市公司如何发布澄清公告提供新思路。     

信息互动对上市公司传闻治理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社交平台用户之间的互动改变了公司的信息环境,进而可能促进或抑制公司传闻形成,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股票市场表现。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传闻的事后影响,较少有学者研究传闻的事前治理,如对上市公司传闻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者如何通过中心路径或边缘路径解读公司信息,并研究社交平台上公司与投资者以及投资者之间互动模式的信息互动质量和强度对上市公司传闻形成的影响。选取2011年至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爬虫技术采集公司与投资者以及投资者之间的互动数据,并依此构建公司与投资者信息互动质量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互动强度变量,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互动对传闻形成的影响以及新闻媒体分歧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质量显著降低了公司传闻形成的可能性,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强度加剧了传闻形成的可能性。进一步,新闻媒体分歧度越大,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强度对传闻形成的正向影响越大,但新闻媒体分歧度对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与公司传闻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将传统研究采取的单向信息供给视角扩展到了双向信息互动视角,并解释了不同形式的信息互动对传闻形成的作用机理,为理解信息互动对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影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