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为什么被邪恶击败?——读戈尔丁的《蝇王》

《蝇王》自1954年发表以来,大多数有关评论集中讨论了该书的性恶论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含义。本文在进一步探讨《蝇王》的性恶论主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它的理性和赎救主题,指出被一般评论所忽视的人物形象西蒙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救世主形象,而且这一形象蕴含着现代人理性的泯灭和理想人格的隐退乃至消逝;《蝇王》的根本寓义并不在于人性邪恶的本身,而在于同邪恶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翻译与基督教的兴起

翻译在基督教的兴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的融合,就没有<圣经>,就没有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本身.因此,通过对基督教兴起的历史背景,基督教经典产生过程中从希伯来书面语到希腊语的笔头翻译以及从阿拉米口头语到希腊语的口头翻译,一些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词汇乃至句子之音译为希腊语的情形等方面的深入了解,可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在这一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价值理念的冲突和融通.     

在官欲与学术之间

什么是“学人的官欲”？ 暂不下定义，发挥一下想象力吧。试想，你得在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的一段时间内寒窗苦读，甚至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平心而论．你如果是这种人，你可能并非一点学术能力也没有；只不过这种能力与真正的学术能力有本质区别，而更像是一种裁缝功夫，     

“不自由”的希腊文明何以更精致

希腊人虽然民主,却“不自由”。但问题是,希腊人“不自由”,却为何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文化成就？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希腊人养成了一种穷根究底的论辩风气和思维习惯,甚至表现出一种对抽象概念的偏爱。这对科学、哲学思想的深化至为关键。 研究表明,希腊人虽然民主,却“不自由”。但问题是,希腊人“不自由”,却为何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文化成就？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梁启超的中道精神——谨以此文纪念梁启超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

梁启超对清末至五四时期文化和政治上的偏激倾向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在中西文化的位置怎么摆、共和抑或立宪、“民主主义”等问题上,采取一种可贵的中庸立场,从而在当时思想界发挥一种矫枉过正的作用。梁启超是戊戌一代人中唯一一个超越了戊戌时代的人,而且越到后来越表现了一种守成的倾向,甚至几可视为一个现代保守主义者。正是这种守成倾向使他具有一种在当时人看来落后、过时甚至反动,但现在看来却十分正确的中道精神     

历史维度下的中国文明复兴

进入21世纪,中国文明的复兴作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成为世界媒体上镜率最高的新闻话题.但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过程,而不是近年来才有的新情况.正如西方的崛起并非从鸦片战争时才开始,而在16世纪便已肇端那样,中国的复兴也早在10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便开始了.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中国国运下降到最低点,但不久后便发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后20年内大部分治外法权被废除,此为第一阶段.     

多元语境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多元主义的世界语境中 ,本着中华文化的究极根性以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主体性 ,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情形。当代中国人或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他们却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在存在论意义上以“中华性”定位 ,中华文化的质素已经与生俱来地流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非理性英语热必须降温

目前我国的全民英语热是非理性的.这表现在形形色色强制性的英语考试,更表现在人们不顾实际需要和个人禀赋,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学英语、考英语.对此,有关部门不顾专业需要在诸多方面实行强制性的英语考试有很大的责任.这种盲目的英语热必须降温.英语热要降温,必须对现行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     

文明的自性

文明总是处于生成之中,但就其本性而言,文明又总会努力守持其本原性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并以此为前提,处在一个不断自主性地扬弃旧我,又从其他文明中吸纳养分以重构新我的过程中.一个文明既不是又仍然是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仍然是其先前所是的那个文明;亦即,在其自主性的发展中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明会努力葆守其本原性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同时又不断创造性地重构自我.     

论布鲁姆的现代性

在传统的《尤利西斯》批评中,布鲁姆总是被看作一个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角色。本文通过对有关章节的分析,认为布鲁姆是神权统治崩溃瓦解的产物,是世俗化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人物,他集中体现了人本主义现代人的乐观、宽容、博爱等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