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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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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2006-2009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关注了大股东参与的作用,使用匹配倍差法从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后的长期业绩状况,为大股东自利导致的盈余管理的存在提供了论据。研究发现:中国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后长期业绩出现显著恶化。该结果说明,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公司在定向增发实施过程中大股东以私利为重,导致了公司的长期业绩滑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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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和高公共福利支出是影响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债务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障与养老金支出作为刚性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税收,债务融资成为政府弥补财政缺口的主要手段,同时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理论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福利支出的增加将扩大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对债务规模影响显著。此外,债务负担率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国家,人口与福利指标对负债的边际影响更为强烈,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阶段的老龄化成本和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印证了主权债务规模应适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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