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民法法系中案例的法律效力和作用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中国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问题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制度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对“原人论”中“原人”一语的质疑

从 2 0世纪 90年代起 ,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 ,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 ,出版了《原人论》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 ,“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 ,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 ,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 ,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 ,“道”究竟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 ,“各道其所道”。因此 ,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 ,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 ,归根到底就是“原人” ,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所谓心化 ,是缘于人之所以为人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有“心” ,有意识 ,有思维 ,有欲求 ,有情感 ,有一颗无比复杂的头脑和无限丰富的精神活动。人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体验、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中 ,往往把天下之物心化 ,即把客观的世界和主体的精神相融合 ,从而以     

Maintaining strategic momentum: The CEO''s agenda

How doe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a large complex organization maintain strategic momentum? This represents a great challenge when there are no obvious external threats, and no obvious reasons for having a concerted action. Floris Maljers, Charles Baden-Fuller and Frans van den Bosch explore the inherent tensions which exist between stability and change. Change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success, but too much change is disastrou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is paradox, including that of generating periods of intense activity followed by periods of comparative stability and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Using the introspection of one of the CEOs of Unilever, who held office from 1984 to 1994, the authors examine how these tensions were played out and resolved.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