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自我

数字化的扩展有可能延伸到“自我意识”的领域 ,形成“数字自我” ,开辟人的发展的一种新方式 ,使自我的存在和体验进入到新的境界 ,但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人文问题 ,因此需要从原则上确立其限度 ,其中所体现的是科技与人的深层协调。     

试论企业文化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途径

近十多年来,企业文化已经成为研究、发现、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党中央深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大,铁路非运输企业所拥有的优惠政策、垄断优势都将逐渐削弱,转型发展成为一个绕不开的主题。转型发展在解决经营策略转型、经营方向转型、经营项目转型等重大问题的同时,更要处理好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而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一环,就必须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建设符合国有企业价值观念、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企业文化。     

论信息技术时代的三大认识论悖论

信息技术革命在推进人类认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认识论问题,三大认识论悖论就是典型的表现。数据悖论揭示信息时代认识者获得的数据激增,但形成的见识更少;知识悖论使人们看到知识的生产过程出现了大众化、民主化与精英化、权威性之间的张力,以及知识的短暂身份和持久价值之间的不一致;认识能力悖论则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在辅助人认识水平提高的同时,但也导致认识能力上的新退化。提出和分析这些认识论悖论,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我们在新技术时代的新境遇以及谋求人类的认识更加合理与协调地发展。     

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两种新社会形态对比研究

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入信息社会后的两种新社会形态。两种社会形态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生产关系不同、信息鸿沟是否可跨越和共同富裕是否可以实现。进入信息社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具有了信息时代的新特征,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也成为了制约信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信息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对比研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人工智能与"无用阶级"问题

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人的工作从而使人沦为"无用阶级"是目前最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具体考察这一进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阶段:一是人工智能对部分人工作的取代,二是对人类全部工作的取代。后者其实是人和智能机器的新分工,人所从事的消费娱乐性活动成为人类的新型工作,人的有用性也从这些新型的价值创造活动中生成,从而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工作"和"有用性"。而前者则是更为复杂和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价值观转型、设计和开发新的"软工作"等社会调节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且还可以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分析,即通过克服资本主义式的应用来社会的建构人工智能的光明前景。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造物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合理的社会使用中可以避免"无用阶级"的形成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其本体论基础在于人类作为技术的主体可以主导一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关系。     

体贴他人,快乐生活

一户人家在过年前准备糕点,忙了大半天总算完成,媳妇把糕点放在厨房的地上晾晒。 没想到先生回来,不小心踩到了糕点。先生缩回沾满糕点的脚后,很难为情地对一脸惋惜的家人说：＂非常抱歉,我实在太不小心了!＂ 他的妹妹立即接腔说：＂是我不好,刚刚我进来时也差点踩到,当时我如果把它移开就好了。＂ 在旁的媳妇连忙说：＂哎呀,是我不对,我应该拿到适当的地方晾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信息大于物质:信息文明的价值取向

信息文明带来了人类价值观的革命,"信息大于物质"就是新文明时代新的价值取向.这一新的价值视野使"信息"得到极大的看重和强调,使我们看到信息的"有用性"和强大功能全面体现在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中.这一新的价值取向与全面的社会转型相伴随,构成了由信息经济、信息政治和信息文化组成的信息社会,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也进入以"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化发展"为主导的新时代.     

信息技术的哲学特征

信息技术区别于物质生产技术,这种区别并不在于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直接产品上,而在于其功能意义的不同,前者服务于人的精神或信息需要,后者服务于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基于物质和信息的本体论关系,两种技术之间也存在着复杂丰富的关联性。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器具信息技术具有了与传统信息技术不同的新特征,并导致了不同信息技术之间乃至信息技术与物质生产技术之间的"会聚",导致我们关于技术的哲学观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数字经济条件下电商平台责任认定难题和治理出路

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在为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交易平台时,其凭借与二者间形成的平台服务关系,间接地对交易关系发挥着实质影响,成为隔离买卖双方的信息要素持有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立法虽然严格地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在因平台消费引发的民事案件中,极少出现判令由平台向消费者担责的判例。细究判理,虽然立法上有较为全面的责任设计,但与个案层面人民法院需要遵循的追责逻辑并不契合,立法规定的电商平台责任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境。从实践情况看,困境集中表现为:在认定平台存在主观明知时缺乏裁判标准,在确认违法经营行为出现后电商平台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时缺乏明确的程度衡量规范,导致消费者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根本上讲,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仍秉承电商平台是交易辅助人的传统思维。这与其在数字经济凭借技术优势对买卖双方享有的强势地位并不相符,故而应当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构建涉电商平台纠纷的数字经济责任模式;在价值理念上纠正商品服务关系中认定电商平台的误区,回到平台与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关系上,明确其应当负有的法律责任,促进平台与政府、用户、社会主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秩序的治理合作关系。     

不知死安知生?

有位中学生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很为一个问题担心,那就是关于“死”的问题。他说自从他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就开始为之苦恼为之愁。既然人人都得死,并且死后不知要变成什么或化成什么,那么现在学习乃至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求我一定要帮他把这个问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