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语境下的“民族”概念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被公认为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81年发表的《交往行为理论》     

走出理性的困境

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理性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形式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而实际却失落了,陷入了困境之中,因为他们都以思维内在性为存在论基础,让理性离开了现实而本体化。非理性主义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对理性的批判,加剧了理性的困境,但其最终却把非理性本体化而与自己的批判对象殊途同归。只有马克思回归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立足于人的历史意义的生存论关怀,彻底瓦解了理性和非理性的抽象对立,走出了理性的困境。     

马克思在“三重批判”基础上孕育了社会发展理论——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旨在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来思考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通过“三重批判”初显其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孕育了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揭示了现实主体的历史性生存,开辟了一条理解社会发展的全新道路。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日常生活之维

马克思异化理论是贯穿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话语敞开了异化理论的日常生活之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不竭理论之源。     

马克思现代理性主义人性观的生成--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丧失的揭示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真正的人性复归的向往,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人性观和非理性主义人性观,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人性观和非理性主义人性观的抽象对立,把"抽象的人"变成了"现实的人",从而诞生了包融了理性和非理性成分的现代理性主义人性观.     

“中国梦”与党的意识形态新语态

“中国梦”的提出,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一次伟大创新.“中国梦”基于国家、民族、大众的价值共识,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话语与生活话语、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顶层话语与底层话语、宏观话语与微观话语、权威话语与包容话语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开辟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新空间,促进了话语整合,增强了叙事效果,创造了党的意识形态新语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