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双戊烯合成对伞花烃的工艺研究

通过气相催化反应,使双戊烯合成对异丙基甲苯即对伞花烃,选择了适宜的催化剂,探讨了反应温度、催化剂活性组分浓度等因素对产物中对伞花烃含量的影响,并对催化剂的重复使用性能进行了考察,得出了适宜的工艺条件,在此条件下,产物中对伞花烃的含量为79.6%,通过精馏可得到高纯度（97.8%）的对伞花烃.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表征之一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反观这一极具文化症候的现象,则不难发现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古今中西"问题的重现,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个人性”与“阶级性”——重审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

1928年发生的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学界已讨论颇多,不过论述多集中在双方文学观念本身,很少将梁实秋的个人主义思想背景考虑在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文学观念交锋背后双方在文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笔者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与其时新月派进行的人权论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梁实秋与左翼文学分歧的根本并非是与阶级性相左的人性,而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个人自由优先,还是阶级类集体意识优先,是造成双方文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浪漫的传奇──论抗战时期的新浪漫派小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达到高峰后不久因队伍分化而陷入低谷,但它在低潮中继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到抗战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左翼文艺界开始重新评估浪漫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本来处于左右两大社会势力夹缝中的浪漫主义思潮拥有了较大的回旋空间;而在左翼方面率先放宽了文艺批评的标准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包含个性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又获得了反封建的意义。以此为背景,郭沫若于１９３６年４月接受蒲风的采访时,重新肯定了浪漫主义,他４０年代初的历史剧创作则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他自己…     

论张承志小说中的男权意识

张承志的小说高奏英雄主义的旋律,制造女性的神话,在坚持不懈地探寻人类心灵家园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以性别歧视为核心的男权意识。这种男权意识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有时甚至使他笔下的主人公走入爱情的困境,显示了人生的悖论。     

中国现代浪漫小说的怀乡意识

中国现代浪漫小说的怀乡是向并不存在或业已逝去的理想境界注目凝眸,以抒情笔法追寻与展现自然人性之美,以想象另一个桃源世界来表达对于现实社会的抵制与否定.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为例进行论述,认为郁达夫的怀乡体现着从儒子到名士的转变;废名、沈从文两人回首乡关时的理想家园同中有异;萧红则以向童年回眸的形式开始怀乡之旅.这些差异反映了浪漫评论小说作迥异的文化身份及心灵历程.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试论《元曲》中的包公形象

元代是我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据元代末年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记载:元代剧曲作家辈出,约有一百十一人;作品如云,约五百种左右。明代臧晋叔编有《元曲选》,近人隋树森编有《元曲选外编》,使约一百七十种元曲流传至今。在我国文学史上,“汉赋”、“唐诗”、“宋词”分别代表着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的文学特色,继它们之后,“元曲”名噪一时,它完全可以同“汉赋”、“唐诗”、“宋词”相媲美!明初著名的皇族戏剧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把“元曲”的题材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忠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九曰风花雪夜,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