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乘要道密集》的成书

学界近年来对《大乘要道密集》的关注和研究都在不断加深,但对其成书和流传仍所知甚少。作者通过对《大乘要道密集》的著译者、文本内容及传承的细致分析,将其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教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相比对,发现《大乘要道密集》集中了西夏、元、明三个不同时代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其主要内容是一部萨迦派道果修法的仪轨集成,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仪轨,并提出在《大乘要道密集》中多次出现的莎南屹啰或应为一位明代译师。     

简论《汉藏史集》

<正> 近年来,随着大批藏文史籍的陆续铅印出版以及部分藏文史著汉文译本相继问世,我国的民族史学工作者,特别是藏族史工作者愈益清楚地认识到大量的藏文历史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将为藏族史、汉藏关系史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极为广阔的道路。因而有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藏文史籍,并广泛地利用藏文史料来研究各自的学术课题,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评美国藏学家魏里的《明朝的喇嘛进贡》——兼论元明时期的西藏政策

在明朝(1368—1643)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其统治者对西藏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邀请西藏的喇嘛前来宫廷朝觐,并恩赐给他们显赫的封号和丰厚的礼物.作为报答,这些喇嘛定期亲自或派使团来朝廷入贡.有颇多几位中国学者将这类事件视为有明一代在西藏维持中国“宗主权”的证据.例如,曾经在美国大学治国际关系的李铁铮教授认为:“……世袭的封号通过它们对西藏人意识的心理影响,有助于巩固汉人的权力.”并由此得出结论:“从忽必烈可汗时开始,西藏成了中国的一个侯国,并且在整个元朝和明朝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地位.”还有,当时出任台湾东海大学国际法教授的杜恒泽(音译)先生也作如是观,他写道:“1269年,八思巴升号大宝法王,享有统治整个西藏的权力.从那时开始,西藏是由喇嘛们统治的,在汉人宗主权下的一个神权政治国家(Theocracy).”他还评论说:明朝第一位皇帝……太祖对其前朝之政策的成功印象极深,他决定维持这种神权政治国家,和如此的在西藏的中国宗主权.”     

从现实出发,保护和弘扬藏族传统文化简

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进入全球化时代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最艰巨的挑战．无疑是如何既能够在政治、经济、礼会、     

吐蕃七贤臣事迹考述

有关吐蕃七贤臣的记载,在许多藏文史籍中部可找到,但有不少矛盾之处。本文先就《汉藏史集》、《奈巴班智达教法史》、《贤者喜宴》等著作中有关记载,作一番比较和辨误工作,然后就七贤臣的事迹及在吐蕃(藏族)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加以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一)

乌思藏十三万户是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并渐次牢固地统治乌思藏地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地方行政单位。它是元代管理乌思藏地区的整个行政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它的建立为元一代有效地统治乌思藏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本文企图通     

略论元与元以前的沙鲁派

沙鲁(zha lu)位于日喀则东南,即古之所谓娘思兑(nyang stod)、娘思麻(nyang smad)地区,今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夏鲁公社。元代,蒙古皇帝诏封乌思藏十三万户,沙鲁是其中之一,而且又与萨斯迦派世代结秦晋之好,成为后藏地区举足轻重的一个地方势力。元代西藏最著名的大学者布思端(Bu ston,今译布敦)大师曾为沙鲁寺住持,创立了一个独立于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斯迦派之外的新教派     

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

一因缘际会,我有幸参与了《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一书的编撰、翻译工作。当这部熠熠生辉的大书终于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惊喜和感动一齐涌上心头。读书人每天和书打交道,平生所见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可是像《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这样大气、豪华的煌煌巨著,却也难得一见。     

国外对蒙元时期西藏史研究综述

研究蒙元统治时期的西藏历史不汉在整个西藏史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它对于研究蒙元史、蒙藏关系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自本世纪初开始,国外学者就注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几十年来兴趣持续不衰,迭有新人新作问世。尽管他们在对这段历史的总的看法上与我们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分岐,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利用,史实的考辨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论著,取得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借鉴。兹按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专题论著两个部分来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