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 ——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     

“程度性动词”的使用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保障——对民族区域自治若干法律性文件文本的比较分析

《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在法律条文中使用了大量无法通过法律解释予以明确的"程度性动词",这些"程度性动词"的使用,取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国家"特殊照顾和优惠的权利这一"积极权利"的性质;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性文件在条文中使用"程度性动词",正是国家根据实际情况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弹性需要。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撤自治县(州)改设“市”异议之商榷——兼驳增设“自治市”主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自治权”的性质决定了城市化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根据民族自治地方公民的意志,按照法定程序,撤销自治县(州)改设市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而那种主张增设“自治市”的主张,是奠立在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自治权”性质误读基础上的产物.     

自治机关“自治权”与非“自治权”关系之解读

根据《宪法》的规定,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是一种自治机关所拥有、而为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所没有的特殊权力;然而,一些法律突破了《宪法》规定,规定了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所拥有、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没有的权力,造成了判断"自治权"的逻辑困境;而自治机关法定的某些"自治权"却存在一般地方国家机关同样能够行使的状况。这种混乱状况根源于转型时期中央对一般地方的"放权",以及自治机关同时为一级地方政权机关的双重角色。     

对现行《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之解读——基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中央统一领导的取向

目前国内理论界存在一种以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含义来界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倾向,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际社会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从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文本结构和条文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两部法律清晰地揭示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立宪(法)意图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保障中央统一领导,以及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其中前者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前提。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路径必须以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一前提为基础进行。     

目标与路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目标和路径上均面临着困境：就目标而言,由于受到传统合作医疗制度能够全面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影响,人们在新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存在过高的期待,因此,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定位为单纯的基本医疗保健,并辅之以与新型合作医疗并行的医疗救济制度,才可能较为全面地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同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验阶段,有必要以政策之治的方式予以推进,但是对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巩固,则必须依靠法治的路径加以维持。     

中国宪法文本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原因探析

围绕我国宪法文本是否应当规定公民的义务,学术界出现了赞成说和反对说两种对立观点.分析两种对立观点的立论依据,可以揭示出宪法文本中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另一种原因:即为了防止国家(政府)暴政,在宪法中规定公民义务的目的是避免国家毫无限度地通过立法对人民科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背离了近代宪法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这一初衷,导致这种思路主要是宪法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宪法混同于普通法律.     

大历史：一种对法治演进的理解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探究法治演进的脉络。古希腊城邦社会孕育了“公民”、“民主”、“法治”等观念,不仅经历了大量的“法治”实践,而且产生了系统阐述的法治思想。在世界社会古罗马,以共和政体和对王权的制约以及自然法思想为条件,私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教会、国王、贵族、平民等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产生了多元性的法律和司法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近代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法治文明,从而进一步形成了现代法治。中国百年来追求法治的道路很大程度牺牲了法治精神的本质目标,应当重视法治内在的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存续背景研究

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是20世纪50~60年代被创造出来并加以推广,成为特定条件下解决中国广大农村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一个重要制度。然而,这一制度毕竟是中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这种特殊背景可以归纳为: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一元化政治权威模式。今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尽管借用了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度形式,但是它却是在极为不同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讨论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存续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今天应当注意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