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侨史的阶段问题

华侨史研究应该着重近代部分的理由有二。第一,因为尽管中国人民出现在亚洲各国的时间很早,但由于交通技术条件以及居留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限制,在初期这种迁移的规模是很狭小的,这还不能成为华侨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大规模地迁居海外应该是近代的事情。第二,虽然中国人民的移居海外是与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分不开的,但海外华侨社会的大规模建立则是与近代     

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

杜文秀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坚决的,即决不允许侵略者以"探险队"的名义进入云南探测道路、绘制地图等,并命令他们即刻离境.而所谓"回教国"问题,不过是一份散发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阿拉伯文传单,被称为是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早在100多年前有人就否定这份传单与大理政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至于刘道衡出使英国,通过大量的新的资料研究显示,如<上杜公书>与<上英皇书>的剖析,英缅政府及伦敦方面对刘的怀疑等等,刘的所谓出使英国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大理政权无关.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末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公司组织

十八世纪以前华侨在加里曼丹的活动要是法学归程停泊的耶婆提应该是加里曼丹而不是爪哇或是苏门答腊的话,那么先代中国人踏上这小岛屿的时间要推溯到411年(晋义熙七年),距今在1500年以上。由此以后,中国与加里曼丹不断有使节和商人的来往,一直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联系。根据现有材料,远在1520年华侨便已大规模出现在加里曼丹,华侨与祖国间的商业来往对当地的“土地、城市和王族添加了光辉和庄严”;欧洲商人对当地华侨手工业的技巧也一致加以称誉。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驳法国汉学家戈岱司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戈岱司是法国统治时期河内远东博古学院院长,专门从事东南亚古代史的考据,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可惜的是他经常发表一些离奇的意见,以致于资产阶级学术界都把他列入“学术研究中的想象派”,不断地对他的意见提出反驳。     

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

关于郑和海外航行的评价,一般多偏重于政治动机的探讨,而忽略与明代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发展的关系。本文以当时运来胡椒的销售处理作为事例,试图说明这七次航行为亚非各国商品在中国所开辟的广大市场的范围,以及对明王朝商业垄断机构的瓦解所发生的影响。     

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

1868年杜文秀开始与英法殖民主义者发生接触,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态度严肃但决不粗暴,这一年进入云南的是德拉格来和安邺率领的"探险队",当他们到达大理时,杜文秀面斥法国神父,勒令安邺等人立刻离境,决不加以接见.而所谓"回教国"问题,来源竟是散发于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张阿拉伯文传单,与大理回民政权无涉.至于刘道衡使英,则完全是刘个人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他个人的骗局,因为在对外关系上,杜文秀态度一向正确,直到最后大理被攻陷时,政治上也无妥协动摇的表现.     

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

杜文秀从未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过什么关系,到过大理的仅有法国安邺所率领的探险队,但当即被杜文秀所驱逐。所谓回民使节这一杜文秀被谴责的主要事件,先是由腾越柳映苍所策划,继则由刘道衡在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从英缅政府行政日志所揭露的事实来看,刘道衡的使英与杜文秀并无关系。这个近似闹剧的历史小插曲之所以被大肆渲染,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当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真相如此,对杜文秀的谴责自然无从成立。且不论云南回民在反抗清政府统治者的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如何,事实上,由于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在杜文秀的直接抗拒或是起义的间接影响下,英法窥探云南的计划受到打击,被推迟了18年。因此,杜文秀在这场英勇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是不应加以湮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