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句有涯能指无垠--谈《堂吉诃德》的形式创新

<堂吉诃德>更深层的成功缘于作家叙事形式的创新--距离叙事.在文本细读中发现打通文本内外,将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交叉重叠、转换视角、伸缩视点等,都是作家精心设计的叙事架构,其目的便是在有限的语句中实现能指的无限延展;在拉大或缩小作者和故事内容的距离的同时,构造理解空间无限扩大的审美效果.同时对后世产生了深广影响.     

报复—赎罪：《耻》里的反向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导致了南非长久以来难以解除的种族间的矛盾与冲突。南非作家J.M.库切的小说《耻》反映了＂反向种族主义＂在当今白人与黑人社会各个领域的动向,及南非人的生存境遇。     

论《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的艺术表现

滑稽模拟骑士小说的戏拟手法,给《堂吉诃德》带来了丰富的艺术效果。《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主要表现为讥讽嘲弄与文本互涉(互文),它们使得文本在滑稽模拟骑士小说的过程中,展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解构与笑谑,而更多的是读者在文本理解中所不断发觉的文义自增性与多重性。     

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样化表现

《堂吉诃德》是一部后现代性很强的小说,其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其戏拟手法所带来的解构重构性。从文本写作角度看出,《堂吉诃德》的滑稽模仿即“戏拟”,既有对原骑士小说模式的变化、颠覆与解构,也有对原骑士小说模式的参照、继承与重构。正由于其解构重构所形成的文本间性,才使得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诱惑力激增。其解构重构主要表现在文本互涉(互文)、讥讽嘲弄、曲置对衬、聚集困境等四个方面。     

跃至困境对岸：杰克·伦敦的生存意识——以《野性的呼唤》和《白獠牙》为中心

透过《野性的呼唤》与《白獠牙》情节及其主人公巴克与白獠牙的生命历程,兼用人类与动物视点,结合杰克·伦敦所受生存意志哲学的影响,可以发掘出作家在作品中的命运观。杰克.伦敦通过对这两个动物所代表之生命的存在形式的两极——驯化与野化、人性与奴性、生存与死亡的充分描摹与理性思考,重在强调自己对＂命运＂一词的＂人性化＂理解：命运不是接受,而是思考之后的选择——直面先在境遇、重视生命价值、突破生存困境。     

对雨果笔下克洛德的角色定位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神父形象是一个给人沉默而含蓄印象的系列组合,这类形象以其“放牧羔羊”的独特身份在诸多“迷途羔羊”的形象身边担当陪衬和辅助角色。而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却塑造了一个身为“牧羊人”自己却“迷途”的独特神父———克洛德.孚罗洛形象。克洛德的灵魂被孕育了悲剧性的分裂和冲突,他与爱丝美拉尔达的相遇,是神性与人性遭遇和决斗的集中展现,其中蕴藏着人类发展中一个戏剧性的隐喻:导航者难免也迷途,迷途者在艰难导航。     

比喻:《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共性修辞

《伊利亚特》与《格萨尔》两部史诗最为鲜明的共性修辞是比喻。明喻和博喻又是两史诗最为典型的比喻类别。从比喻修辞在两史诗中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其不同史诗风格的区别:《伊利亚特》强调的是为细节真实而做的精雕细刻式的写实描述,注重动态性过程,反映的是逻辑严密的理性思维,中心是以时间贯穿着的叙事性;《格萨尔》重在为情感抒发而做的写意描述,喻体多而描述短,名词性多而动态性少,注重氛围营造,体现的是方方面面都被兼顾到了的空间思维中的抒情性。     

问题:表述与误解——从《荷马诸问题》第一章谈起

<荷马诸问题>是一部探讨困扰学界多年的关于<荷马史诗>诸多问题的专著,它从比较语言学和比较人类学视角出发,明确地回答了<荷马史诗>的"四W-H"(When/Where/Who/Why/How)问题,强调<荷马史诗>能够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两千多年的学理与缘由.本文聚焦<荷马诸问题>第一章,通过纳吉在荷马研究中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论述,思考纳吉治学之风格以及他在荷马诗歌和口头传统方面的研究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荷马史诗》看《格萨尔王传》

《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王传》在整体的差别上,乃是其分别表现的"书面性"与"口承性"("口头性")的区别。《荷马史诗》是经过荷马巧制精编并经后人书面表述的"书面性"("文本性")史诗,其特点是:流动而非矗立,线条而非串珠,前后承继之波浪起伏,而非同排摆放之平起平坐;而《格萨尔王传》具有与口头传播相联系的一系列特征:并置而非递进,聚合而非离析,程式伴随重复,传统兼与固守,等等。其实,两者整体结构之异在于"书面性"与"口承性"之别。     

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磨难”母题与“三段式”情节

一般意义而言,古代东西方英雄史诗的核心母题有两个：“历险”或“受难”。但综合比较研究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印度两大史诗以及中国古代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具体细节,就会发现《格萨尔王传》的重心所写,既不如荷马史诗的“历险”,也不同于印度史诗的“受难”,而是介于此两者间的“磨难”,而且后者是涵盖前两者的一个母题;同时。东西方英雄史诗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情节模式就是：神奇“孕-生”——情爱受阻——惩治奸佞（建功立业）这样一个“三段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