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合族思想的勃兴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

清末民初,合族思想的勃兴与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二者在急速变革的历史文化场域之中同频共振、互为依凭。以合族思想为镜,可照见文学中国家形象的隐喻及指归;从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出发,则可透视合族思想的进阶之旅。双重镜像互见之下,合族思想的曲折演变与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共同构成了颇具意味的复杂纠葛和历史面相,揭橥了清末民初文学中隐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轨迹。     

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地理叙事及其演变

沈从文1930年代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运用地理叙事的手法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情图。对读这三部散文集可发现，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各异其趣：《湘行书简》将绘画笔法贯穿地理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作家的故土情与相思意；《湘行散记》以时光流转为线索，用想象勾连现实，在今昔对比之中显示出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选取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进行定点透视，以点带面，基本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三种差异明显的地理叙事模式，呈现出沈从文在观照湘西时的情感转换与焦点位移：个体→地方→国家。这一演变轨迹，实际上与创作主体的身份变迁密切相关，它表征着不同历史情境下作家内心特定的情感诉求、文化思考与历史期待。     

助益青年入文坛 ——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