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西州”及“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划分天下的“分域说”或“五州说”,只是汉代人一种习惯上的用法,每一州所指区域并不确实,但在大致范围上还是有共识的。“西州”最初专指益州地区,但是随着西北边疆之开拓,“西州”所指渐延及凉州、朔方;由于西北一隅对两汉国势的影响远大于西南地区,“西州”概念的重心渐次转移到凉州、朔方地区了。     

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

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乡村社会、士子生业与科举之废

科举制度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为一体,型塑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传统得以维系的制度性基础,是建构传统社会重心的重要制度。当它一朝废止时,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单位的乡村,其政治、文化、信仰、经济等权威重心均接连丧失,经历了颠覆性的结构变迁。乡村士人中存在一批因种种原因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下大为可叹,他们的处境不能以所谓＂变革＂、＂进步＂的代价而视为当然,对强势群体主导的话语叙述有必要进行伦理反思。     

《礼记》: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与精神特质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化之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撑。夏商时代国家产生,文明肇兴,自此,“礼”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的维系中,逐渐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经由礼治,中国社会才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圣人孔子就将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高尚道德的追求寄寓在这个“礼”字当中。他向学生传“礼”,通过孔门后学著述、传承,最终形成了典籍《礼记》。“物格而后知至”“致广大而尽精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至今,许多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都出自《礼记》。它们朗朗上口、意味隽永,是先贤思想智慧之大成,也让我们得以鉴古知今,从中汲取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并领会我们民族的生活理想与精神特质。“礼,时为大”,这是华夏文明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凝聚力。让我们打开《礼记》,阅读这部多角度、多层次探究中华礼乐文明奥蕴的典籍,领略中华礼仪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