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南亚民族关系模式探析

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民族构成造就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多样性,以"共存-分离"模式可研究各民族相处的基本方式.东南亚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共同性决定了各民族共存的基础,而民族文化天然具有的排斥性以及不同层次的民族群体在认同上的错位,则为分离性民族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此外还有不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民族关系.而全球性条件下文化要素的凸显,更加强了东南亚文化整体性与碎片化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势.     

论明清时期澳门商贸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澳门本地商贸经济的发展是澳门成为国际性海外贸易港口的基础。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政府容忍但又加以限制的情况下，葡人在澳门获得立足点并由此与内地通商。中国商民，在为葡人和其他外商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开辟了一条谋生和获利的新途径。入清以来，澳门的生存动力除了葡人拓展海外贸易空间的能力之外，更主要的是澳门及其周边中国人顽强的谋生和谋利精神。明清时期澳门的商贸经济具有从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的特点，与东亚其他港市相比，澳门受大陆经济的影响也更大一些。     

论华族--从世界史与民族史的角度所作的探讨

本文认为,所有生活在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就是"华族",并认为"华族"包括仍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所构成的"华人",以及泛指华侨、华人的后裔的"华裔".文中尤以19世纪中叶以来一批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论证了华族的形成与发展,并力图说明,血统成分与文化传统乃是华族的本质特征.     

马科斯时期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

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是长期困扰菲律宾的民族问题,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民族问题,因为民族矛盾都是一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西班牙入侵菲律宾之初,菲律宾北部和中部还处于“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而南部的社会发展水平则比较高,已经出现了像马京达瑙和苏禄这样的早期封建国家。由于直到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菲律宾南部穆斯林聚居区才被征服,因此该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基本上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范围之外,其社会经济发展在1 8世纪末、1 9世纪初反而开始落后于北、中部地区。2 0世纪初,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的殖民政策虽然有别于西…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

马、华族际矛盾源于英国殖民者造成的“马来人掌权 ,华人经商”的局面 ,但二者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某种联盟 ,同时仍保持各自的优势 ,直至“五·一三”事件打破这种平衡。新经济政策时期马、华经济差距有所缩小 ,但马来人的政治、文化特权依旧 ,族际矛盾有增无减。新发展时期这一矛盾才趋于缓解。马、华族际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既合作又竞争 ,经济上既互补又此消彼长 ,文化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     

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唐五代而终于两宋。在促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诸多因素中,南北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方面,讨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一、唐宋时期气候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中,一般说来气候是决定经济状况好坏的主要因素。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演变大致是冷暖交替,但其总趋势是由暖变寒,即温暖期趋短,程度趋弱;寒冷期趋长,程度趋强。7世纪中期气温变得高于今天,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后半叶。11世纪初气候转寒。12世纪初气候加剧变寒,气温低于现今。13世纪初气候开始回暖,但气温仍低于现今,这种情况继     

从排斥到接纳:越南华人政策的转变——1975年以后民族关系变动中越南华人的处境

1975年开始的越南排华运动之特点是:国际关系的变局和南方政权的更迭是其排华的主要推动力,制度变迁和立法程序是其排华的主要手段,排华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则使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越南排华运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5—1979年间排华运动不断升级的阶段;1979—1986年间排华运动起落不定,但总体上趋于缓和的阶段。1986年12月越共"革新"方针确立后,其华人政策也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这也是国际影响下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的。从排斥到接纳的政策转向,一开始就表现出经济、政治两个层面的不同步:经济上接纳华人较快而政治上较慢。与此相应,华人在经济上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政治上则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     

华人移民与20世纪亚洲海港城市的兴起——以中国厦门、菲律宾宿务为例

兴起于20世纪的两个亚洲海港城市中国厦门和菲律宾宿务都与华人移民密切相关。厦门的兴起与华侨出入国并回馈家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宿务的兴起与华侨移入、定居并推动其经济发展亦密不可分。宿务的许多华人移民来自厦门,使两市由移民链条连接了起来。这为港市之间的联系与比较提供了条件,也为寻找移民背景下的亚洲港市互动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专卖制度与唐朝后期阶级矛盾

促使唐后期阶级矛盾趋于激化、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专卖制度的推行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专卖制度之下,盐、酒、茶等专卖品的生产者为劳动人民,自不待言;其消费者大部分亦为劳动人民。然而,专卖品的所有权属于封建政府,专卖收入的实现是政府对专卖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头剥削的结果。政府的专卖收入愈多,百姓所受的剥削愈重,二者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再者,在专卖品的流通过程中,封建政府与一部分走私商贩,特别是武装私贩的对立,也是不可调和的。这样,在专卖品的整个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便不能不伴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唐后期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符合实际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专卖的推行又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其加以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专卖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在专卖制度之下,专卖价格的制订,既是专卖经营的中心问题,又是促使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关键和枢纽,由于专卖品往往是生活必需品,而专卖价格是人为的垄断价格,封建政     

贫困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动乱--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抗争

本文通过对“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阐述了全球化进程中贫困与东南亚国家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指经济贫困,而且还包括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文章认为,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文化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全球化刺激下民族主义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题与民族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国家中的贫困与反叛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