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震史料汇编》序

一九七七年国务院批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关于汇编地震历史资料的请示报告》,建议各省、市、自治区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小组,负责搜集、整理本地区的地震历史资料。时在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过后不久。各地对此项工作普遍表示关心,成效非常显著,其中最著者则为西藏。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所收西藏地震纪录才六页,末     

记湖南《观察日报》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熬的恶梦中醒来。旧友相逢,谈话多以往事为题,因为实在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梦境中居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连举世共知的事实,都可以从中推演出种种似乎难以解释的疑问。至于默默无闻或向来不做自我宣传,如我辈者,事迹早已淹没不彰,更不用说了。自从有了这样一番经历,人们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原来它对于认识自己和所处的时代是重要的,对于使同时代人的事迹有可查考是更加重要的。由于客观存在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我感觉有责任把一些关系许多人的共同经历记录下来。本来也可以象有些人一样,当初经办的事唯恐不多,到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候,曾经共事的人请他作证,通通推说“忘记了”。我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一个有担当的人,敢于办事的人,不应如此。于是查阅原报,参考其他已有记载,网罗佚失旧词,积渐而为此记。只是事隔多年,报纸缺失已多,人们记得的也有限了。     

开创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是黎澍先生在一九八二年中国现代史学会学术与教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他对发展现代史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强调指出了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正当马克思逝世百周年之际,特向读者推荐此文。     

黎澍同志谈城市文化发展的三个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编黎澍同志最近在一封信中谈到京、海二地形成南北两大文化中心的历史时说:上海本来是近代中国的一大文化中心。三十年代所谓“京派”“海派”之争,意味着清末京剧两大流派的特征扩展到了其他一些重要文化领域,形成了南北两大文化中心。综观京海两大文化中心的历史,可知城市文化的发展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

<正>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88年第1期发表王学典文章评述“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主要回顾了解放以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认为“我国建国后,几乎所有重大史学争论,基本上都环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关于‘历史主义’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主要就是为回答历史创造者问题而发生的。前者,首次提出要‘历史地’看待历史创造者问题:后者,则企图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历史创造者问题。近年来,黎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记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

上海《文萃》周刊的历史是国民党反动派自取灭亡的一个侧面的记录。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以后,全中国人民由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渴望和平安定,缓过一口气来。建立各党派共同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举国一致的要求。如果当时国民党政府顺应人民的这种要求,采取调节国内矛盾的方针,那么,它可能还不会马上陷于孤立,走上灭亡的道路。可是由于自恃有几百万军队,有美国支持,又接收了日军大量装备,以为一切可以武力解决,所以一意孤行,妄图消灭共产党。什么人民的要求,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呼吁,它根本不放在眼里,     

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人心的力量

我们有不少同志最初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特务横行的年代。那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非法的。可是,仿佛禁令愈严,学习兴趣愈大,要求愈迫切。往往是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那些纸张、印刷都很粗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是什么力量推动人们学习呢?只能说是对未来的理想,是革命的激情。现在学习条件大非昔比,不但这些著作翻译出版得多了,进步了,而且学习也合法了,可是一些学习者的兴趣反而不如过去,这就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