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于丹尼尔·贝尔之门——哈佛留学生活断忆之二

尽管吃过这么多苦，但这“智力上的痛苦”并没有白吃，收获很多。最大的收获来自贝尔教授的指导。他的授课方式极具特色。1985年6月，在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所有的新研究生都收到贝尔     

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思想的本来面目

(一)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了一句名言:熟知非真知。“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这句话用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解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个被人们谈论最多的、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之“核心”的命题,被曲解得也最厉害。     

香港繁荣的奥秘

<正> 香港繁荣的原因一直有很多种说法。但它的奥秘究竟在那里呢? 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古典时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让市场发挥最大的作用,而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香港缺乏发达国家里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第二次分配,迫使劳工拼命去谋生,所以香港最突出的少数富者、强者、幸运者和年轻人得逞的战场。而对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香港并没有出现反政府的劳工运动,是     

为什么中国内地出不了大企业家

●并不是到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拿一个 MBA，然后就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社会要想不断进步、持续发展，就必须要给少数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提供自下而上的最合适的条件和最小的代价。 　　放眼世界华人社会，我们发现，其中不乏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台湾有被西方称为经营奇才的王永庆，香港有李嘉诚、李兆基。在南洋，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业界， 70％～ 80％的企业家都是华人。美国有王嘉廉、杨致远，以前有王安等。可见，中国人从文化传统、个人素质来讲，并不是不具备成为大企业家的潜…     

斯大林的绝招:恐惧与收买

他们过去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并非是因为出类拔萃,只是听话。他们熬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对印度尼西亚(1997-1998年)经济危机的社会学观察

这次报告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９日星期五下午在北京举办，属于“第１２２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本文于２０００年４月经过全面修订补充。我必须首先讲一下我报告印尼情况的经验基础。我不是研究印尼问题的，但是我目前所在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亚太研究院，是西方世界研究亚太地区的三大中心之一，它对印尼的研究集中了最多的人力，因为印尼的状况对澳大利亚的利害关系非同小可。①有个笑话，说自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印尼发生危机，澳大利亚国防部２４小时都盯着，怕的是印尼情况失控之后，难民潮涌入。那样澳大利亚所有能走路的人都得当兵…     

海外利益已关乎中国的基本生存

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鼓吹要重视和加强研究中国的海外利益,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认可,觉得这个观念太生疏遥远。当我欣慰地读到2013年4月16日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军队的任务不但包括守护国土,也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形势摆在那儿,我们不正视是不行的。     

重要的是让“人民”二字变得具体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行万里路，读两本书——一个“国际非盲流”的自述

这些年来，每当在中国境内境外遇到男女同胞微笑地询问我“你定居在哪儿”的时候，我都傻笑着答不上来。几次“练”下来，终地找到一个颇为合适的应答，就是“我是一个国际非盲流”。     

庸才小人取代干才贤人

斯大林通过建立起恐惧加收买的负筛选人事制度,把在列宁时代涌现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个地在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了。那些跟列宁非常亲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干掉了。二战初,德国军队之所以能一下毁掉几十万苏联红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一大半要么被自己的政府干掉了,要么在监狱里。战争期间苏联存亡一线时,有人建议该把监狱里少数幸存的将军放出来,重组红军,后来战功卓绝的罗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杰出的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全部是他在做统筹安排。没有这个奇才,苏联在毁灭性打击后,不可能那么快地组织起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