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一个极为杰出的贡献,就是“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在我们党面临的历次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把唯物论辩证法运用于战争,同朱德、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科学地考察各个时期决定战争进程的诸因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和高度的洞察力,指明战争发展的方向,提出新的战略任务,提挈全军,实现战略转变。他的战争指挥艺术之高超,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我军战略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     

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研究

中国抗日的持久战略 ,作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的基本战略即最高战略 ,不是某一党派独一无二的创造或为其所专有 ,而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 ,全国各抗日党派在对日基本战略问题上所达到的共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略和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 ,曾经左右着抗日战争的全局。但两党的持久战略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取向 ,对中日战争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有差异 ,拥有的军事力量的状况又大不相同 ,这就决定了两党的持久战是两种类型的持久战略 ,中共论定抗日战争是“三阶段”的犬牙交错的持久战 ,注重“向敌后进军”,实行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 ,以运动战作为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 ,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国民党主张“两阶段”的持久战 ,注重“向国内退军”和“以空间换时间”,实行单纯防御 ,把阵地战置于首位 ,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 ,逐次消耗敌军 ,求得最后胜利。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实施了两种类型的持久战略 ,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敌乎?友乎?三十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论争

中日两国是势不两立的敌国,还是和睦亲善的友邦？两国关系的走向是战还是和？在本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中国政治界和舆论界曾对上述关系着两国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入的论争。整个论争是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的：（1）对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形势的认识。（2）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原因与责任何在。（3）中日关系的走向,是战还是和。（4）怎样评价和对待日本政府的“日中提携”和中国政府的“睦邻敦交”的政策。（5）在当时的条件下,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否还有可能．论争过程显示：蒋介石一派力图化敌为友,避战趋和。汪精卫一派始终认敌为友,主张满足日方要求,求得两国间的“和平提携”。力主抗战的各派人士,则认为日本亡华灭华的政策已定,中日之间一场大战必不可免。历史的进程已对这场论争的是非作出了公正的检验,也给后人揭示了深刻的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论毛泽东军事哲学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战略家、杰出的军事家。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创造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旗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展这一珍贵遗产,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总的战略企图，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的次序则是“先中国，后世界”，首先进攻和独占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实行“南进”或“北进”，或者“南北并进”。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的“中间突破”计划，困住了日军的主力，箝制了日军“北进”计划的实施，延缓了其“南进”的步伐。在中日战争长期化、日美矛盾尖锐化和德国侵略战争扩大化的世界战略态势之下，日本终于铤而走险，实施“南进”政策，经过从“良机南进”到“有限南进”和“南北并进，优先南进”以及从“优先南进”到“专事南进”三部曲，走上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     

毛泽东同志指导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杰出贡献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光辉的历史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始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继而在南线实行外线的战略进攻和在北线实行内线的战略反攻;中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最后在渡江战役后,向华南、西南、西北之敌实施战略追击,全歼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了全国(除台湾省外)的解放.前后两年多,共举行了八十六次重要战役,占解放战争全部战役的百分之六十四,歼敌六百九十万人,占解放战争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交战规模之巨大,作战地区之辽阔,歼敌数量之众多,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     

座谈会发言纪要

杜宣著名作家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纪念上海解放５０周年 ５０年,半个世纪。我有幸参加了上海解放战役,我从中央工作到“三野”、到入城,回忆这件事情,很激动人心。上海的解放,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诞生。陈毅副总理在日内瓦参加会议时,有个新闻记者问陈毅,他说：“陈毅元帅,我想给您提个私人问题,您一生中最愉快的是什么事情？陈毅斩钉截铁地说：“上海的解放。”上海解放的意义超过了这个战役的本身,上海的解放有国际意义和历史 意义。上海战役是渡江 战役的发展,比较起来 战场不大,投入兵力不 多,但在世界上的影…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读《朱镜我评传》

王慕民著《朱镜我评传》是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传》将朱镜我这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尚未引起人们应有关注的重要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     

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去年三月间,陈伯达同志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上发表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活,引起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的响应。上海各高等学校历史系也和全国历史学界一起,对厚今薄古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单就复旦大学历史系来说,先后曾举行了三次全系大会和数十次小会,进行了热烈的事辩。这是一场关系着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历史科学工作者思想上兴无灭资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正如陈伯达同志在“讲话”中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组建和统一

以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韩国独立运动，始终把组建革命武力，进行抗日复国的武装斗争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党派长期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创建革命武力的活动，中国国民政府则对此给予积极和有效的支援。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成立，它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抗日国际纵队，这两支武力从各自分立最后走向联合，组成统一的韩国光复军。这是中国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两个主要党派共同努力的结果，顺应了朝鲜人民独立复国和统一的民族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