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节选）

我的独生女儿李文生在1964年9月22日，生在美国纽约。她的降世，是偶然的，因为尚勤去美国时，局面已是分手，不料去了不久，来电说有了小孩，就这样的，李文生在美国，我阴错阳差的变成美国人的爸爸。     

大卸八块读书法

我的本领很多，看家的本领是什么呢？看书，看书的巧妙各有不同。英国文学家、思想家、诗人Coleridge说看书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海绵型，读书的时候他可以把看到的内容全部吸收，然后又几乎原样吐出来；第二种是沙漏型，看了和没看一样，一无所获。只消磨了时间而已；第三种是滤袋型，精华的部分全漏走了，剩下的都是糟粕；第四种是大宝石型，他读书不但自己能够得到好处，还能把这个好处传播出去，使别人也受益。这种读者很稀少。很难得。     

奸雄的一大特色

奸雄有一大特色,就是永不泄气,永远战斗个没完。他们不论多么失败,却绝不做失败主义者;不论处境多糟,却绝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绝不灰心、绝不意懒、绝不怀忧丧志、绝不“不来了”。相对而言,所谓一般的好人,他们反倒是没有力量应付失败的。一旦失败,就泄气了,就丢下武器跑了。所以,局面     

妈妈的梦幻

初读这篇章被作幽默诙谐、轻松舒缓的风格深深吸引住了，觉得李敖简直就是个大顽童，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首先在人物的称呼上。有时端庄典雅，充满真情。外祖母、妈妈、爸爸的称呼自然要恭恭敬敬、真真切切，一本正经；有时却又自然从俗，嘻嘻哈哈，充满灵性．兄妹八人一拨是“六千金”，另—拨是“元宝”；自己的外祖母，不称姥姥，却要叫做“妈妈的妈妈”“老太太”，爸爸变成了“老子”，妈妈也成了“小头目”“孩子王”，人物角色忽正忽反，忽上忽下，庄谐结合，倒错之中显乐趣．[第一段]     

中国式好人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种检定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二分法”，对他很方便，对被他追得烦得要命的大人也很方便。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     

把你当傻瓜来说谎

有时候,你会原谅别人对你说谎,但你不会原谅别人把一个非常可笑非常粗糙的谎话随便丢过来骗你,你会生气,为什么?为了他不但对你说谎,竟还把     

妈妈的梦幻

妈妈从小有一个梦幻,就是当她长大结婚以后,她要做一家之主,每个人都要服从她. 当妈妈刚到我们李家的时候,妈妈的妈妈也跟着来了.外祖母是一位严厉而干练的老人,独裁而又坚强,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大权独揽:上自妈妈,下至我们八个孩子(二元宝,六千金),全都唯她老太太之命是从,妈妈虽是少奶奶兼主妇,可是在这位"太上皇后"的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王",一个孩子们的小头目,一个能生八个孩子的大孩子.     

大人物的进与退

我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正因为在隐退时候有那种隆     

为反对而反对

我写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了,我是人类有史以来,不论是古今中外,我写的书是被查禁最多的一个人,直到写呀写呀写,把国民党写垮了为止,他们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当年查禁我书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宋楚瑜,那次参加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他作为“副总统”落选了。他查禁我的书的时候是新闻局的局长。查禁我的单位不只新闻局,还有很多单位,不过,新闻局是个重要的单位。他有一次来看我,我跟他笑,我说:楚瑜兄啊,你们打不过我们。虽然你是国民党的文公会主任,虽然你是新闻局的局长,可是,搞宣传你们打不过我们。怎么样打不过我们?我说:我李敖可以把…     

老年人与棒子

台湾海峡多年的人为阻隔,已使两岸的中国人变得相互陌生。在海禁重开,一片回归声中,从小心翼翼的试探经由羞答答的接触逐渐走向大大方方的正常往来。杯声酒影中,主客虽不乏蓦然回首似曾相识的惊喜,但终因睽违已久,政治、经济背景的差异,常使双方举步踟躇、困顿迷离。此情此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并进而达致彼此认同互补共进,就成为积极的现实可行之举。为此,我们新辟的“旧文新刊”专栏今年就用以介绍台湾文化的名人名文。李敖、祖籍山东,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四九年离大陆赴台,五九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两年后开始其自由撰述生涯。一九七一、一九八一年曾两度因文字入狱。李敖文笔锋利泼辣、晓畅淋漓,思想激烈,脾睨古今,几十年风云波澜,名满天下,诗亦随之, “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已成为台湾文化界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老年人和棒子》是李敖的创名之作,原刊台湾《文星》杂志四十九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此文一出,李敖名声暴涨,《文星》销路亦随之大增,由此而开始李敖的“文星”时代,直至四年后《文星》被查封寿寝。老年人交棒,青年人接棒,这大致相当于我们这儿的“接班”之意,这历来是中国社会中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问题。传统农业国家,社会结构单一而凝固,基本的生产技艺都靠口传身授,占有经验的老午人自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的延续唯老年人老首是瞻,由老年人老意而定,后生小子仅有唯唯喏喏承受的份儿。历史发居到了现代工业时代,人心大变,人心不老,社会的进化不再靠守成积渐而端赖激变革新,自此老年人地位一落千丈,青年人崛然而起,独获青睐。也许是我们的老大帝国太过于陈旧,也或许是我们的皓首老夫更老而弥坚,举目滔滔,我们的老一辈仍死死抓住手中的棒子不放,要放,也得自己策杖而行,老眼昏花地四处寻觅人格替身。他们的老朽身心在此时焕发出的勇气、玩耍出的权谋和拼死一战的信心常常使青春年少目瞪口呆。可时代终究比人强,打了几十年的老算盘也有失算的时候,乱哄哄闹了几十年挑选接班、抢班夺权的把戏,终落得“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是老年人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青年人的悲剧! 令人惊诧莫名而叉感慨万端的是,相违已久的台湾竟也有类似的接棒问题。同祖同文,谁能说血不浓于水,浓于阻隔一时的海峡之水!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转型,传统文化发生变迁,处此历史断层期,社会问题丛生、危机显现,沉闷僵硬的政治、丈化格局与急速的经济变革严重错位。老一辈人物步履蹒跚已无力引领新时代潮流,刚成长的新一代得风气之先,但却得不到足够的机会自由施展,两代人之间缺乏沟通与共识,形成了尖锐的代间冲突。老年人慨当以慷,安之若素,青年人忍无可忍,挺身而出,集结成“愤怒青年”群,向老年人玩弄于股掌的社会投射出压抑已久的怒气和愤慈,其中最激烈、最有力量的当数李敖。李敖一针见血地利破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枝什么棒?”这步步进逼的质疑“普遍地引起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也广泛地引起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台湾学者殷海光语),时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顽固们无疑是当头棒喝,也令那些自诩为老当益壮“尚能饭否”的康颇老儿感到肚胀而难以消化。《棒子》既出,引来棒子无数,台湾一大学文学院院长有言:“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李敖哈哈大笑,“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李敖爽性豁出去了。他收回了眼巴巴的企望,他已不希罕老年人手中的棒子而开始另觅新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