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构建生态治理的多元参与长效机制

在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与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现实背景下,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成为系统协调社会利益诉求、深度整合社会资源力量、实现生态长效性治理的根本之策,并引起了实务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着眼于多元参与机制的源头构建,致力于探寻多元参与长效机制的建构过程、现存问题与解困之策。完善以机制体制为核心的顶层设计、重塑政府角色定位、激活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效力,是从根本上应对生态问题的必要路径。     

城市空气质量区域差异的相对剥夺效应研究

用于描叙经济收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伊斯特林悖论假说,在生态环境领域愈益显现出其内涵的现实映射：虽然微观上个体民众的确会对环境质量改善展现出更高满意度,但宏观层面上环境更优区域内的公众环境获得感并不必然高于环境较差区域。本研究基于城市内空气质量区域差异及其所造成的公众环境获得感落差,剖析环境相对剥夺效应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从而验证环境伊斯特林悖论的存在性并解析其生成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公众环境满意度对空气污染具有高度敏感性,但同时空气质量的区域差异也愈发成为影响公众环境获得感的重要因素,且会放大空气污染对环境满意度的负面效应。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区域差异的相对剥夺效应会挫伤公众环保参与的积极性,并催生更多邻避思维;低收入人群、低教育水平群体等社会脆弱群体受到环境相对剥夺效应的影响程度更高。本研究验证了环境伊斯特林悖论的存在性,并提出环境相对剥夺效应是导致区域环境质量与整体环境满意度之间呈现非一致性关系的诱因。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合理优化区域内产业与功能布局,重点关注高污染区域的环境有效治理,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公众环境获得感的整体改善与全面提升。     

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以乡村文化建设和价值理念塑造作为内在要求,而且籍于此而创生最为先进和根本的引导、示范、规约和塑造性力量。在乡村价值观念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流失、价值话语权式微、精英价值没落导致了价值失序、认同阙如及凝聚弱化等问题,要自适于上述乡村价值观的诸种现代性张力,需要我们重提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乡民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引导规约功能。为此,应从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倡导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培育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发的乡土化路向,夯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组织、思想、精神与现实基础。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城镇化模式的人本化重塑: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一、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生成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时空交叠态、地域交叉性的典型特征,处于多重结构转型与多元利益并存的时代场景中。传统城镇化模式对于人本化核心的偏离,从根本上压缩了社会张力的弹性空间,缩短了人的心理机制放大为社会风险的运作距离。故而,对于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生成分析,离不开对人的社会心理运作机制的关注。社会心理是社会结构系统诸要素中最敏感的综合感应器和"温度计",对社会生活的任何轻微波澜都会自发地、直接地、迅速地做出反应,并对社     

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

经济性特区腐败呈现出与传统行政区腐败相异的特征,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影响甚广、较难治理"等几方面。要对经济性特区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梳理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摒弃直接嫁接传统行政区腐败治理模式的做法,重构能匹配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场域特点的腐败治理模式。相关活体因素的引入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关键或者说路线图。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作为经济型特区拥有丰富公共权力资源和相对充分行动自由的主政官员,理应成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能动主体。而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腐败治理动能的发挥则需从利益定位与价值导向、自我定位与集体作用、行为逻辑与行政模式等方面进行行为的重塑与规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