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

文章按照考核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完成进度的研究思路,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生态融合3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城乡融合发展得分,依据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公式,评价2003—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结果表明：2003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仅为0.98%,至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已达到39.10%;从区域维度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和东北地区交替上升的非均衡发展特征。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几十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展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正确认识民营经济 参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兼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良性互动

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不合理是制约辽宁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而上述两方面问题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涉及众多不适于政府经营的领域,不仅影响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而且还从发展空间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制约了辽宁民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又使国企改制过程中利益关系调整的难度加大,改革成本过高。党的“十五大”以来,国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二元经济视角下的中国非均衡制度变迁

二元经济的初始条件使中国不同于东欧国家,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经济体制构成了城乡利益集团与政府三大利益主体制度博弈的逻辑起点,受城乡利益集团博弈力量相对变化的影响,中国二元经济体制改革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的非均衡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的改革来看,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二是从二元经济体制不同组成部分的改革来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又表现为先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岗位技能工资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内部工资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仍存在着工资结构不合理、工资等级与技术等级相脱节,不能全面反映职工劳动差别等问题。为了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彻底克服平均主义,充分发挥工资机制的功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企业活力,促     

非均衡制度变迁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非均衡制度变迁形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与“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的特殊转移路径.城乡二元财政体制导致单位农业产值和每一农业劳动者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仍然远小于非农业部门,而二元金融体制、土地征用制度及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性制度又导致了农业资源的大量流出: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另一方面,农业资源又在制度与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受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的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从而导致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二元经济强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与其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也谈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

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价格模式是价格改革的根本方向。从价格改革的根本目的出发,选择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借以保证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