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与权力相变:网络政治生态的演进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网络生态的变迁,也推动着网络政治生态的形成与发展.网络技术经历了Web1.0到Web2.0再到Web3.0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逐步提升,政府的权力由自上而下的控制式管理向平等对话、互动公开、柔性化、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转变,意见领袖的影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乱到治,网络政治生态的权力结构不断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呈现着动态演化、合作共生与多方博弈的新图景.     

基于AHP与FCE方法的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强度识别模型

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竞争与合作具有"同素异相"的特性,是企业间的关系在不同外部约束及内部动力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强度。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强度(SCCR)从最紧密的一体化关系到竞争最激励的敌对关系形成了一个谱系。文章从承诺效度、互动强度、资源依赖(竞争)强度、情感深度、收益强度五个维度构建了SCCR评判指标体系,并基于AHP(层次分析法)和FCE(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了SCCR识别模型。同时,运用此模型对某汽车零部件企业和其供应商间的SCCR进行了识别。     

资本和劳动力沿最优增长路径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的经济学分析——以山东省沂水县经济发展为视角

本文就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在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同资本严重稀缺并存的困境中,建立了一个资本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下的城乡一体化经济增长模型。并指出模型存在唯一最优增长路径。然后,以山东省沂水县经济发展为视角,找出其经济腾飞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几点可供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特征--基于多项式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大样本的网络问卷调查构建了多项式回归模型,从人口统计特征、网络基本使用特征、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特征和对网络政治参与效果的态度四个方面,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与特征进行了探讨。这些特征主要是:参与主体为年纪轻、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赋有理性的群体;现实社会中职业声望与网络话语权并不完全匹配,甚至是对立的;社会化媒体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微博在网络维权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自我实现。     

企业间合作关系强度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一个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间合作关系强度与企业利润、企业效率、合作贡献、产量、产品相似度、产品价格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合作贡献边际递减规律"、"合作投机规律"、"合作增产规律"三大规律,进而得出,企业在参与合作时,既要关注合作的有形收益,还要看到合作的无形收益;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应选择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以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合作中的"利他"行为是一种共赢行为,既会推进合作关系深化,也能为本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企业应尽量选择与其产品线相异的企业合作;通过合作能够推进企业成本的降低和能力的提升。     

企业知识资本运营风险预测与预警

文章针对企业知识资本具有的不确定性、无形性、无法获得完备信息以及难以对未来风险进行识别等问题,运用灰色理论建立了企业知识资本的系统灰预测模型,并基于模式识别方法构建了对预测值进行风险判别的企业知识资本运营风险预警模型。在此基础上,以上市公司为训练样本,对该模型进行了应用举例。由于该模型所需要的数据量大、计算复杂,提出了企业知识资本运营风险预测与预警信息系统的建设方案。     

侵权法的正义理念研究——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为视角

近代侵权法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个体正义为最高目标,在制度上则表现为形式正义.然而,当今风险社会中,传统侵权法在实质正义上近乎无所作为,导致其陷入生存危机.为应对侵权法的制度困境,本文对传统侵权法的个体正义理念进行反思,试图重构当代侵权法的理论基础,以期丰富我国侵权法的理论研究.     

墨家的认识论再议

墨家的认识论是一种科学、朴素的认识论。就其方式而言,具有经验主义和实证精神;就其立场而言,是唯物论和可知论的;就其目的而言,具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本文从认知的目的、认知的方法、主体的认知能力、认知的价值判断等方面对墨家的认识论进行了探讨,力图从墨家经典中挖掘出一些新的内容对墨家的认识论进行解释和充实,以推进墨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政策批评: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

对公民政策批评的意义、特点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公民政策批评行为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在增强公民的政治信任和决策科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对政策的批评行为源于人们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不满意情绪,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为这种情绪的宣泄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人们的从众性导致群体的非理性,又进一步放大了政策批评的声音;网络意见领袖的崛起解构和削弱了官方和主流媒体主导的话语体系,成为公众的引导者、代言者、助推者.剖析了中国公民政策批评在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即公民对高层政治的信任与对基层政府的批评共存,基于现实利益的诉求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共存,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的公民在政策批评行为中有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