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地域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2011—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地域模式与圈层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通婚地域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跨省通婚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圈层结构不但呈现出"空间等级分层"的物理结构,而且不同圈层本身的结构形态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地理通婚圈结构自内向外,出现了通婚圆→通婚弧→通婚点的梯度演化.此外,地理通婚圈分异还具有一定的方向偏好.     

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特征及治理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最近两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对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但云南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凸显出来,2005年之后一直处于110-113的水平之间,波动变化较小;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的水平与全国相比有所降低,但失衡的程度却在不断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随孩次的增加而升高的特征;另外,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各州市之间.为了实现优化云南省人口结构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们提出了一些治理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对策和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给妇女带来的桎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妇女在生育行为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度变化情况,并以此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90年代以来中国夫妇年龄差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夫妇年龄差的研究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来源多样化,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关于年龄差的变化方向也没有形成定论。为此,本文利用我国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年龄差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同龄婚配的特点非常稳定,其比例维持在16％～17％之间。中国夫妇年龄差模式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0年中国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这种＂男高女低＂婚姻明显下降,而＂女高男低＂婚姻明显升高,扣除同龄婚后二者平分秋色。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     

大城市职住分离的区域测度方法探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发展,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逐渐发生错位而产生了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本文利用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传统的昼夜人口密度比基础上,拓展了洛伦兹曲线的应用范围,提出"职住分离洛伦兹曲线"测度方法,从区域层面对北京市职住分离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不论从洛伦兹曲线集中指数还是昼夜人口密度比来看,北京市职住分离现象都很突出,昼夜人口密度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格局也发生了变化,2000年呈现由核心区向郊区圈层递增的结构,而2010年则出现了明显的东西分化格局。十年间,北京市职住分离洛伦兹曲线集中指数也在相应地增加,洛伦兹曲线方法可以更好地从区域层面来反映职住分离状况。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塘镇为例

我国流动人口在出现由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同时．也有局部的逆向流动。这种逆向流动的规模尽管不如前者显著．但却涉及到更复杂的民族关系．而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又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西部云南省迪庆州为例分析发现．总体上流动人口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整体居住分离程度还是比较低,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居住融合比较理想,但分民族来看．汉族与藏族、回族的居住分离程度较高．远远大于白族、纳西族和傈僳族。有效地进行居住迁移调整不仅可以减少各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而且也能促进各民族流动人口之间、各民族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之间的融合,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根据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与特征,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系数及其对粗出生率变动影响的贡献率指标,分析了建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49—1979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很小;1980—1993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迅速上升,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增大;1994—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趋于下降,人口惯性势能在减弱;2009—2011年,受80—90年代出生高峰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再次凸显,年龄结构的贡献率迅速增大。从年龄别生育率逐年下降的特点,也可以证明近年推动我国人口增长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带来的惯性增长。     

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利用2014年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STATA统计软件平台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种类和住房性质5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流动范围、在流入地的工作区域、流入地的家庭月收入和流入时间长短都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范围以省内为主,近距离的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实际上,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也处于"留"而不"流"的稳定状态,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在6年以上。     

2011—2050年云南省人口红利预测分析

以云南省"六普"数据为基础,运用CPPS方法对云南省2011—2050年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云南人口红利的特点主要是:开启时间晚,闭合时间早;红利期短,约36年,其中真正人口红利期为21年。据此探讨了人口红利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延长和拓宽人口红利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人口承载力分析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总人口数为459 662 39人,规模巨大,而且16个州市的总人口区域分布极不平衡。昆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区域,总人口643.2万人,迪庆藏族自治州40.0万人,昆明总人口比迪庆藏族自治州16倍还多。本文以整个云南省的粮食产量、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表影响人口地理区域分布最大的两个因子:即种植业产量产值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并用云南省粮食的产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分别计算出云南各县(市、区)的抚养能力,也就是用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力来代表区域的自然人口容量、用GDP的人口容量代表经济人口容量。然后评价了云南省129个县(市、区)的人口承载情况,目的在于优化云南省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以实现云南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