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分析

由于转型期正式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农民工群体在遭受权益受损时易选择集群行为的非正式方式进行维权抗争。正式渠道缺失,而“闹大”方式有效,造成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惯性。基于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农民工集群行为循环模型,并结合2013年S市和2015年Y县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探讨了基于政府信任中介效应的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存在惯性,其惯性机制表现为集群行为参与经历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水平从而增加农民工未来集群行为参与的意愿。对农民工集群行为的治理在于疏通,而非反应式处理。政府需要一方面加强正式利益表达渠道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在农民工集群行为中扮演好第三方调解角色,防止因政府信任缺失而造成的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