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合作困境化解——连带式治理实践的启示

在后单位制时代，建构居住、社交和工作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简约高效化解社区治理合作难题，成为城市社会迈向善治中的关键议题。基于整体主义治理视角和社区调查经验，展示了基层社区运用连带式制衡机制化解合作难题的过程，发现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组织连带、情感连带机制如能被基层治理者发掘并跨域整合，往往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效果。提出应将整个城市作为社区治理的环境资源，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关联，加强对社区整体主义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将社区居委会打造成多方主体互动式治理的公共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政府干预转型与乡村产业发展：基于国家农民关系重构的视角

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后税费时代,国家农民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地方政府亦转变乡村产业干预策略,通过重构农技服务体系、强化党政服务能力引领地域产业发展,其经验在于技术与行政服务机制有机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了社群自主发展产业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由行政部门、科研组织和村社技术精英构成的新农技服务体系,通过示范机制成功地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扩散到乡村;县域政府通过稳定产业政策、落实服务责任和基层组织动员,顺利地将产业服务资源输入乡村。政府在产业服务中与农民形成互动式治理机制,有效回应了农民的产业发展需求,形塑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贡献了地方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国家农民关系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发现底层——1990年以来中国阶层研究的进路与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重组,以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但它并未自始进入社会学阶层研究的视野。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层抗争行为日益突出,孙立平等人于1990年代末提出"社会断裂"理论,这标志着底层社会正式进入阶层研究者的视域;然而,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底层社会视为上层(精英)社会形成的必然结果,止于道德化的判断和呼吁,并且迅即告别底层转向城市(中产)阶层研究。针对学界阶层研究的理论贫瘠和经验困惑,一些学者做出了重返底层的努力,他们重提"阶级范式"、面向底层社会经验,试图从中提炼出本土化的阶层概念和分析框架,以解读和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中的问题。?更多还原     

"准街头官僚"的失范与治理——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针对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在政府部门大量存在的"准街头官僚"群体问题,指出城管协管员在为城市管理作出贡献的同时,其表现出的以权谋私、妨碍执法及抢夺权威等失范行为,对城市治理、队伍建设和政府形象产生了恶劣影响,亟须治理.然而,由于事权配置失衡,基层治理资源匮乏,协管员身份等因素,使得协管员治理陷入"既离不开又难以有效管理"的"投鼠忌器"式两难困境.认为基层政府应致力于培育正规力量,在协管员等"准街头官僚"群体的报酬上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并明确和加强一线执法队员和协管员间的连带责任.     

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类型、困境与对策——基于江苏P县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村社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3种农民集中居住模式的实证调研分析,揭示了3类集中居住模式的困境乃是政府、资本与农民需求之间的背离所致。而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更为宏观和根本的制约因素则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和庭院的多重功能。在此背景下,只有采取"政府引导、农民参与、成本共担、因地制宜"的"政府+村社"集中居住建设模式,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满足农民住房需求,进而促进农村长远健康发展。     

从招郎到“两头住”:招赘婚姻变迁研究

通过对湘北夏村的数据统计和个案访谈,研究发现夏村的招赘婚姻在2000年以后迅速衰落,新型的"两头住"婚姻模式大量出现。"两头住"婚姻模式具有提高赘婿地位、兼顾双方父母、代际关系柔和、家庭关系和谐等特点。在村落社会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婚姻自主权、子代和父代的理性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招赘婚姻的以上变化。文章最后对学界观点进行简要讨论和回应,期待对招赘婚姻变迁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效果的制度文本与实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下文简称“低保”)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民生工程,发挥着“兼顾公平”和“维护基层秩序”的重要功能。自农村低保实施以来,国务院、民政部颁布系列旨在推进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文本。然而,这些制度文本除了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工作困难、提供抵御外界干扰的制度保障外,也遇到了自身带来的反规范化问题。低保申请、公示和民主评议等制度文本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国家制度设计者、地方行政者和民众三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才可能真正推进低保制度规范化建设,确保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