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法治保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法治保障,这对我国的法治尤其是经济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要把握好调控监管、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政府为主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摈弃政府动辄使用直接行政手段和"运动式"调控的做法,将其能动的调控监管纳入问责制,不能任其脱法。规划和产业政策法、财税法、金融法、资源和环境法等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依托的主要法律制度。     

中国城市老人自杀问题分析

文章将在老龄化和城市变迁的背景下审视中国城市老人自杀的问题。笔者对中国自杀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显示,中国城市老人在千禧年后的自杀率超过2000年之前的年均水平。以往的研究通常将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视为中国城市老人自杀的主要诱因。笔者却认为,相对剥夺感的大小可以强化或缓解这两个导致自杀的驱动力,所以应该在相关的分析中加以重视。为此,本文将集中分析医保的缺乏和城市开发对城市老人自杀问题的影响。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中国人口终身迁移状况分析

“出生地”是用来收集人口迁移信息最常用的调查项目之一。中国以往的人口普查中一直缺少这一调查项目 ,这使得利用出生地资料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分析在国内一直是个空白。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在中国人口普查史上首次调查了人口的出生地信息。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出生地资料 ,对中国各省人口的终身迁移水平、流向以及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香港人口普查数据开发使用模式对大陆的借鉴意义

人口普查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国情国力大调查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取得了全面翔实的人口社会经济信息。如何开发利用这些得来不易的宝贵资料 ,牵扯到人口普查资料的管理、使用方式的界定、资料的开发模式以及相应的法律建设等一系列问题。香港在人口普查数据开发使用上的信息提供、法律建设、实际操作的规范性管理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可供我们借鉴和学习。     

贸易自由化环境中的女性迁移流动及其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引致包括女性劳动力在内的大规模乡城劳动力迁移 ,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相关因素以及各级政府管理、服务因素 ,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促进的劳动力迁移对女性劳动者的生殖健康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同时 ,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作生活环境的压力以及生殖健康服务的缺乏也在威胁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由此提出 :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改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生殖健康服务 ,不但有利于流动女性的健康和发展 ,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关注大城市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口波动

根据上海户籍人口变动趋势的预测数据 ,具体分析出生人口波动引起的未来年出生人数“大起大落”的状况及其对产科床位、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发展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建议各地计生部门应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 ,密切关注未来大城市户籍人口出生数的波动态势 ,加强未来出生人口波动的预测和预报 ,对现行生育政策作些“微调” ,因地制宜地搞好未来出生人口“削峰补谷”的宏观调控 ,引导年轻育龄夫妇通过适当提前或推迟生育 ,减缓未来城市户籍出生人数的波动。     

从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抉择

基于“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采取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应科学、全面地衡量其利害得失。文章利用全球人口资料和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及人口预测资料,从人口规模、结构的发展变化作实证研究。最终认为,我国的人口国策是利大于弊。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论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并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初,表现形态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西方文论是重要的外力和理论参照;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末,表现形态是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