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抑或“重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启示

［摘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一直困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作品翻译问题再次备受关注。优秀的翻译使作品生命力在异域得以延续并获得“重生”,而蹩脚的翻译则无异于对原作的“谋杀”。莫言作品的成功传播在于莫言作品的译者都是热爱中国文化、语言能力出众、翻译经验丰富的汉学家及翻译家,同时译者和作者及出版社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和合作,这就说明文学作品翻译传播不仅取决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还与包括出版社在内的“赞助人”因素密切相关。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翻译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研究:一种拓扑学视角

从文化传承的特性来看,翻译实质上就是具有拓扑性质的变形,即在从原文文本到译文文本弹性变形的多种表达形式下,存在着能使读者理解原文基本意义的“恒量”和局部“变量”。换言之,翻译既有“不变性”,也有“可变性”,这种变化中的不变性质,就是翻译的拓扑性质。本文从心理认知角度把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看作是具有相似拓扑结构的集合,主张翻译时应在分析原文拓扑结构的“可变性”和“不变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既有规则又有创造性的拓扑变换,确保在可变因素变化中不变性质的保留,最终选择与原文拓扑结构最相似的译文。     

克服“那喀索斯情结”——张承志散文的回族文化自我批判

一个文化主体能否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关系到一种文化的兴衰存亡。张承志在高扬回族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逐渐对民族文化中的缺陷——乡约传统、小商传统、内部分裂、宗教世俗化堕落、人道主义的缺失、穷人消极等待救助等进行了批判。这种自觉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对于他的文学主题的升华和回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象形指事、图像技巧的理论接轨与图像诗体学的建立

一、朝向图像诗体学的建立"图像诗"又称"具象诗"、"具体诗",指的是"利用汉字的图像基因与建筑特性,将文字加以排列,以达到图形写貌的具象作用,或借此进行暗示、象征的诗学活动的诗"[1],其所运用的写作技巧称为"图像技巧"。图像诗可以分为两类:狭义的图像诗指的是整首诗或诗的主体是以图像技巧来表现的     

从拓扑学视角审视翻译中的"对等"

从翻译的基本特征来看,翻译是一个具有拓扑性质的动态变形过程,而源语和译语文本则是多维的拓扑空间,因此翻译追求的不是理想化的、纷繁复杂的"对等",而是"拓扑等价",即拓扑空间在经过弹性变形后基本特征依然不变的性质.通过"拓扑等价"和"对等",尤其是"功能对等"的比较分析显示,"对等"只是一种理想,并不适合翻译实践.本文认为"拓扑等价"观念更有利于译者对翻译性质和过程的理解,并在本质上和翻译实际完全契合,因此以它采取代"对等"是较佳的选择.     

克服“那喀索斯情结”--张承志散文的回族文化自我批判

一个文化主体能否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关系到一种文化的兴衰存亡。张承志在高扬回族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逐渐对民族文化中的缺陷———乡约传统、小商传统、内部分裂、宗教世俗化堕落、人道主义的缺失、穷人消极等待救助等进行了批判。这种自觉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对于他的文学主题的升华和回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