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归属再探讨

新近学界泛起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归属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观点，其立论的最大“法宝”在于食品安全犯罪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生命权，即公共安全。其实，“危害后果严重”不是判断主要客体的依据，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归属取决于其行为特性和本国立法价值取向及立法传统。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具有兼容性，将其归属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并无不妥。     

我国陪审制度立法完善再探讨

当前我国陪审制度过于流于形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症结之所在是因为陪审制度在人数、选任、任期和职能等运行细则问题上没有厘清。建议在修订我国陪审制度时,在合议庭中适度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可以借鉴仲裁员选任的方式改革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对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改为一案一选,一案一任。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能可尝试在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予以划分。     

论宪政新理念下刑法观的更新

在从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树立全新的宪政理念,即从政治性宪法到法律性宪法,从权力本位性宪法到权利本位性宪法的理念。此理念,必然引起刑法观的转变,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与消解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主要是因为修正前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存在设罪模式滞后、行政处罚前置失当与刑事责任配置过轻等明显的立法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大程度上放纵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不法分子.为消解这些立法窘境,《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了本罪的设罪模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正了行为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华丽转身,契合了“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向.并且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需要理清几个问题,即行为方式的正确理解、情节犯的准确把握以及本罪在司法适用时与相关罪名的界分与竞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属于不同阶位的术语,两者在产生背景、基本内涵、基本定位与侧重点等方面有些分野;然而,刑事政策的基本载体就是刑法结构,两者在观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谓殊途同归。     

“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基本问题阐释

国家针对腐败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为防止出现偏差,应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轻重缓急、协调运行。对“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零容忍”不应定位于刑事定罪层面,将其定位于党纪政纪层面较为科学。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属于具体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亦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特别累犯：扩展抑或限缩

新近有不少学者认为,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应继续扩展,但是支持这些见解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特别累犯扩展论不仅缺乏足够的法理正当性,而且完全不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今后对特别累犯的立法取向应保持限缩     

《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完善

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完善是《刑法修正案(八)》的一大亮点,是惩治严重犯罪的实际需要,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是国际刑事法治发展的需要。但是,它的着重点仅在于严厉打击犯罪上,即事后预防上,在今后的刑法修订中,应该考虑实行刑罚减免制度,分化和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注重刑法的事前预防和事中预防,尽量实现刑罚处罚的早期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属于不同阶位的术语,两者在产生背景、基本内涵、基本定位与侧重点等方面有些分野;然而,刑事政策的基本载体就是刑法结构,两者在观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