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企业的工资行为:1980—1987

0.1国有工业企业的工资行为,事关近3000万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决定中国能否在稳定中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0.2这篇论文考察了1980——1987年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工资行为的几个主要方面:企业工资体制的变化,企业内部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和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以及影响企业工资行为的一些因素。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注意到工资差距及其经济影响的复杂性,尽可能避免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     

论投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相对于效益而言的。经济体系对投资的吸收能力,则指经济体系所能有效吸收的投资水平。 “人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投资也是如此。即使有投资需求,又有投资供给,也不能企图一下子完成投资。因为,经济体系可能吸收不了过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我国,由于过旺需求的牵动,投资水平往往超过投资吸收能力,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     

论工资和社会保障改革的目标

工资和社会保障是紧密相联的两大收入分配领域。工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构成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许没有哪两项改革要比工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更需要同步配套进行了。不实行全额付酬工资,就不可能让职工自我保障,降低单位保障水平;同样,不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实行效率工资制度。缺乏工资改革和重建社会保障体系     

论经济体系的投资吸收能力

经济体系的投资吸收能力,是指经济体系在一定时限中能够有效吸纳投资(价值量与实物量的统一)的容量.一般说来,投资需求可以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投资供给也可以由改变国际收支状况得到增减;而经济体系对投资的吸收能力则属于在短期内相对稳定的慢变量。对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两大问题——投资规模膨胀及投资效率低落,人们多从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这一对矛盾中去寻找问题的症结,而对投资需求、投资供给(包括货币供给与实物供给)与投资吸收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失衡的不良的相关效应认识不足。殊不知,忽视投资吸收能力的制约作用,也是导致我国在宏观或区域层次上投资规模屡胀不消和投资效率低水平徘徊的重要原因.为此,弄清投资吸收能力由何种因素决定,它又如何制约投资水平并以何种形式扩展等问题,对于正确地进行地区和企业投资活动及其决策,是十分必要的。     

历史对逻辑的批判——斯密与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比较

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的名声与历史影响不知要高出李斯特多少倍,就在他们各自的有生之年里,斯密的荣耀与成功也和李斯特命运的悲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却要在这里委屈巨人来和一个侏儒比较,但本文实在无意贬低巨人的地位,只是更侧重于为人们所忽视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