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素质教育目标与儒学丰富内涵的借鉴

素质教育这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的素质教育立足于人的个性发展和创新精神,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造就知识、能力、素质的高度和谐与完美统一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从立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素质教育目标出发,以新的角度来审视儒家学说,从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方面得到启迪、借鉴和营养,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与开掘。     

略论胡姬形象美感特质与世变之关系

胡姬,是在古典诗歌中频频出现的形象。胡姬形象一经出现,便有一个自身的美感特质,而胡姬这种美感特质的形成,是与时代结合而产生的,因为诗歌创作的文化意识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中,诗人写诗必与时代息息相关,胡姬形象美感特质的形成是和历史背景和时代文化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形成了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集团。藩府文人作为一特殊的文人阶层和群体,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其中,出仕与归隐一直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的心结。他们在理想受挫、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之际,转而去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栖居,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而抒发隐逸情怀的作品炽盛一时,从而形成了金莲川藩府文学清疏、放旷、淡雅的一脉审美风貌,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元代雅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多族共居,多元文化并存且共同发展,北方草原文化、西域商业文化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交汇融合,蒙古、色目等民族的儒士文人认同并向往中原文化,接受华夏正统意识,在认可认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生态领域,形成了新的国家文化观念。元代文人同属于这一文化领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会,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文学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尤其是雅俗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鲜明而独有的特点。     

元代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文学史意义

元代汉族、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高句丽、渤海、回鹘、党项、畏吾儿等多族共居,文化上各族相互涵化,多元文化并存且共同发展,带来了元代经济、科技、民俗、婚俗、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特质,受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的影响,有元一代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鲜明的独有的特点。     

采桑主题与采桑女形象的演变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采桑”场面的描写,在异采纷呈的采桑诗中,采桑女频频出现。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采桑主题有所演变,采桑女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道教文化对刘秉忠诗词的影响

在金末元初文坛,刘秉忠是一位特色独具的文人。他身为忽必烈政权中重要的辅佐之臣,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他不仅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把道教教义身体力行地运用在现实人生中,他的诗词中处处洋溢着道教文化与情怀,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