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安全困境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享乐主义工资理论的视角

本文从经济学享乐主义工资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职业伤害的深层原因,揭示了农民工职业安全困境的根源——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补偿性工资的缺失导致企业在维护农民工职业安全上的"内在动力"不足;认为我国特有的非正式规则使得政府干预的执行效果较差,这也是企业降低职业伤害"外部拉力"不够的原因。并且主要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市场化的干预方式。     

人口老龄化与延迟退休关系的定量研究

文章基于个人养老金财富的视角,根据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延迟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定量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从而判断其对延迟退休的激励效应。测算结果：人口老龄化对延迟退休具有正激励效应,但激励程度取决于参数组合水平。在可能的参数组合下,养老金财富都存在上升的区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同一退休年龄对应的养老金财富更多,且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相应更高;当预期寿命一定时,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且男女最高退休年龄的一致性更具显著性;女性延长退休年限的空间大于男性,延长相同年限时,女性利益增进程度高于男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一项,其发展和完善能够稳定农民的老年预期,促进消费的增长。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评估新农保对农村老年消费支出的影响,可以发现:(1)新农保养老金每增加1%,当期老人的消费将增加0.218%;(2)新农保对不同群组老年人的消费影响存在异质性,如对中东部老年人的消费并未造成显著性影响,但西部老年人养老金每增加1%,当期消费增加0.249%;(3)老年人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小于新农保的政策效应;(4)新农保缩小了不同地区、不同身体状况以及不同年龄段老年人间的消费差距,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此,应提高新农保支付水平,尤其是西部地区,同时促进多元养老主体间的协同供给;降低老年人医疗自付比重、增加高龄津贴及长期护理补贴等,以改善老年人间的消费差距。     

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优化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尚未形成多种财政补贴模式,政策支持缺乏有力保障,且农业保险的各项支持政策仍处在单兵突进的阶段,政策之间缺乏协同机制和整体规划,难以改变有效供求双不足的局面。对此,必须明确政府支持模式的优化路径,优化财政补贴方式,在农民内部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着手建设跨地区跨时间的大型农业保险数据库,建立相关政策间的联动机制,做好农业保险整体发展规划,从而实现农户、农业、农险、农贷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