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功臣的囚徒困境

皇帝和功臣其实是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皇帝担心功臣拥有的权力危及皇权，而功臣怕被兔死狗烹而不敢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互相猜忌容易导致皇帝痛下杀手和功臣铤而走险。     

“过密化”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以湖州小农家庭缫丝业为个案

一、理论与问题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分为“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两大学派,它们都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可能继续的事实,从而有异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但是对于小农家庭在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两派则大相径庭。 “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 W.Schultz)的《传统农业的改造》(Tran 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此书的中心论点是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愚昧,没有理性,相     

1940年代末江南地区人口与家庭的微观分析——以保甲户籍册资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留存至今的一份抗战后江南地区的保甲户籍册及上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户赋册中所蕴含的人口及家庭信息,对这一时间段内该地区的人口与家庭进行了微观分析,表明各地区之间存在如下共同点：未成年及青壮年人口占有较高的比例,呈现出一种增长型的年龄结构;总体性别比很低;简单家庭是最主要的家庭类型,主干家庭是次主要的家庭类型：男女都普遍结婚。但在职业及教育程度上各地区之间有显著差异。     

“过密化”论质疑──以盛泽为例的个案实证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的黄宗智教授通过对１３５０—１９８０年长江三角洲乡村经济的研究，提出了“过密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理论，认为由小农家庭手工业支持的商品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化，因为它不带来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本文以盛泽为个案，详细剖析了当地以丝织业为主业的小农经济，它较之传统农业带来了更高的单位工作日报酬，从而对“过密化”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     

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历史人口中并不存在着“预防性抑制”及婚内节育行为。本文对明清时期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行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其他的实证研究成果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人口压力较为严重的时期，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口通过推迟男子的婚龄、保持独身，以及婚内节育来应付环境的挑战。另外，“多子多福”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因为明清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均在４～６之间，本文探讨了决定这一生育水平的内在原因。     

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

文章搜集、整理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资料,认为该时期粗死亡率在25‰～35‰之间,婴儿死亡率可能在170‰～200‰之间,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随着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着较大差异,在某些地区已经超过了40岁。另外,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对降低死亡率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历史上的人口总量估计

关于上海历史上的人口近年来有不少论著言及,但笔者认为它们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的缺陷:第一,上海历史上的空间范围没有厘清,或以华亭(松江)、或以上海县代表上海;第二,对于历史上的户口统计数字没有辨别便加以使用。以上这两点缺陷使得上海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迄今没有解决,故笔者试撰此文作引玉之砖。 一、历史沿革简述 现今的上海包括上海市区及其十个郊县(截止1990年),要对其历史上的人口总量进行估计,就必须对其历史沿革加以必要的说明,因为我们现有的历史上所有的有关人口的统计数字,都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统计的。     

1370～1900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澄江范氏家谱》为基本研究资料,结合其它的史料,对明清时期600年间江南范氏家族的出生、死亡、增长波动等人口现象,以及影响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分析,初步总结出了范氏家族的人口发展规律。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自然生育率状态下江南地区家庭生育子女数在5～6之间,除少数特殊年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人口变动主要受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以清初与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为巨。     

一名理想主义者的双重悲剧

敦煌莫高窟前面有一条党河，河对岸有一片稀疏的塔林，那是僧人或道士的墓塔。其中一座比它身后的众多墓塔都高大，位置也最显著。塔背后刻有墓志铭，走近一看，原来是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篆的墓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