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运用

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本文作者认为,剩余价值概念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仍有重要意义,应该创立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新概念、新术语,这就是: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产品价值。本文着重考察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产品价值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增加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须快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产品价值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得到增长,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杂谈陶潜和陶诗

(一)陶潜绝非浑身静穆的隐逸诗人 杭州诗人龚自珍,写过几首关于陶渊明的诗,其一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将大隐士陶潜比之于诸葛亮,满腔豪情壮志,具有济世匡国之心,不是龚自珍的发明。南宋著名将领和诗人辛弃疾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漫议唐伯虎

唐伯虎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他变成舞台或银幕上的奶油小生.焉不知,历史上的唐伯虎,远不是如此这般样子.唐寅,明朝苏州人,字伯虎,一字子畏,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死于嘉靖二年(1523年),活了五十三岁.他早擅文名,有才子之誉;得中乡试第一名,人称唐解元.但他家境贫寒,更由于后来科场磋跌,没有做官,靠鬻卖书画过日子,一生坎坷落拓,郁郁不     

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

林逋谋官从政之举屡遭失败,谋隐揖退之道却大获成功,所以没有“谋官谋隐两无成”的痛苦;而作为诗人,他却抬起头来。他的诗虽多半描写山水景物,与社会生活有一定距离,但坚持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与“西昆体”对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斥候和先导,透露出宋代诗歌革新的消息,这是难能可贵的。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矛盾和隐逸文学

不久前写过“隐逸文学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文,发表在1988年第4期《探索》杂志上,意犹未尽,续作此篇。(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矛盾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处在悲剧的环境之中,这是由他们的独立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矛盾酿成的。我说的独立人格,指的是个体的意识和人格,它是个人愿望、意志、企图的体     

阮籍的猖狂与明哲

阮籍生在险恶的历史环境中人人都有求取生存、保护自已的本能,人人都有显示才能、扩张自己的愿望。中国是个数千年来封建皇权专制的帝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权力者的残虐凶暴和诡诈权术,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人民,尤其知识分子,别说显示、扩张自己,就连生存、保护自己都极不容易。然而,人们毕竟生存和繁衍下来,象巨石重压下的小草,顽强地挣扎着,从隙缝中透漏下的一丝丝阳光、一点点雨露中汲取营养,有时是歪歪     

还“价值”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全国高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19日至23日在成都召开。会议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下面发表的是浙江大学俞明仁教授在一次大会上的发言。     

谈道德、文章和写作

北宋的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意思是说,文章是用来载道的,否则文章没有用处,便象开空车。“有文而不以道,犹虚车而不济于用者。”周敦颐的观点完全合乎儒家传统思想,即文必须有益于世用的功利主义。此外,又有所谓“文原于道”的说法。纪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纪评《文心雕龙·原道》)这就更进一步,说文本是由道来的,文以载道是当然之事。纪昀这句话是称赞刘勰《文心雕龙》,因为刘勰说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本来就存在,只因出了圣人,将道表现为文,圣人用文把道说明白,使道宏扬光大了。早在周敦颐之前,唐代韩愈曾提出过文章是明道的手段,主张文道合一,道是决定性的东西;文以明道,“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他们讲的道是儒家的道,正是后来     

隐逸文学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

一、隐逸文学在中国特别兴盛 隐逸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象一串色彩照人的明珠,直逼遵命文学、庙堂文学和马屁文学,使它们暗淡无光。 中国文学史上隐逸文学特别兴盛,这跟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态有密切关系。陶渊明将做官看成误落尘网之中,困居樊笼之里,宁愿归来守拙,寄兴田园。郁达夫面临世道浇漓,白色恐怖,文网严酷,想悄悄隐退,终于没有听从鲁迅的劝阻,于1934年春,携妻带子由上海迁回杭州。并发出“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移家琐记》)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