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网络互动趋同机制论析

从统治到治理,从垂直到平等伙伴关系,去除对立及强制思维,通过互动建立共识、彰显公道,将问题解决在公理之下,这是与网络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理念,也是网络社会管理的根本内容。树立官民共治的理念,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场所,去除驾驭思维、管制思维;建立公共的制度性互动平台,扩大官民的参与性;实现公共舆论与现实的互动,以公开性去除个体对整体的绑架。     

社会知识的时限与背景——从《"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谈起

知识的背后往往对应着特定的认识方法.就社会知识而言,无论是理解阐释还是经验实证,都无法真正把握"真实",它们的对立是时代框架内的对立.社会知识是现实和时代的确认者而不是超越者.从知识走向智慧,是破解社会学困境的关键.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次对话

今年春节期间，几位好友相聚，由于都是从事理论工作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当前的理论学习问题，其间，谈论最多的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交谈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思想精深，怎样从理论上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及其理论价值。感到有些难度。     

忘记产品 虽胜必败

全民选秀的活动一个接一个,评点也一个接一个。而这次应邀评点江中亮嗓的“红楼梦中人”,却着实让笔者心里没了底。在一个活动没有结束之前去评价它的效果,显然是有失科学的。     

西蒙政治核心的百灵庙

自廿二年秋季硕果仅存之西蒙要求自治属次集会于百灵庙以来,孤僻诵经之灵城,一跃而为西蒙政治之中心,声名四播,遐迩咸知,然以平素之寂然无闻,故其实际情况,仍为大多人士所不知,记者去秋亲经考察,仅以见闻所得,介绍于国人之前,丁兹西蒙危急声中实堪注意也。一百灵庙之地位百灵庙在绥远省北部西蒙三盟之一,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旗(亦名达尔汗部)西南境,(约常北纬四十四度半,东经一百十度半地方),距北平一千六百里,该旂东邻四子王旂,南界绥省武川固阳两县,西南与茂明安旂接壤,西北连乌拉特前旂,面积约五万九千余方里,有蒙人三万余,来往经商之汉人五百余,自     

记忆与遗忘的妙处

时至今日,没有人再否认传播是一场心理学的战役,而记忆和遗忘是心理学一直在不断研究的重要课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rm Ebbinghaus,1850-1909）对记忆和遗忘的规律经过多年研究之后,提出“记忆规律曲线说”,他指出：“频率和内容决定了人们的记忆度。”这项研究的理论还探讨了在多长时间内、以多少的频次的重复能够帮助人们记忆,而人们对不同表述方式的事物存在不同记忆度等心理学规律。     

网络舆论生态特点、问题及治理路径——以2021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网络舆论生态是网络舆论生成、演变的生态体系,是由舆论主体、舆论内容、舆论载体、社会背景、治理水平总和而成的系统性状态,它是社会心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体现。近年来,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网络舆论生态具备系统性、社会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并非单向的管制所能解决。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是治理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只有人人各尽其分、各适其宜,网络舆论生态才能进入良性的轨道。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基本问题辨析

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目标、手段及方式上一直存在观点的对立,这其实是思维套路化的表现。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根本在于仁爱之心。如果丧失了根本,一切所谓的救助之法都会出现偏差,救助工作就会在两端中循环。只有回归救助之本,才会有切实可行的救助办法。     

全球化、时代性与青年问题

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在二元分割的思维范式下,"问题论"思维将青年问题看成是青年群体自身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认识青年问题的最大障碍。实际上,青年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下已经不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全球化和时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是社会系统性问题在青年群体中的体现。青年是社会问题的承受者而非制造者。以"问题论"思维观察青年,掩盖了问题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本质。在全球化的今天,青年问题不是孤立的,只有把握其全球性和时代性,才能认清青年问题的社会本质。     

太虚大师对"现代性"的判读

现代性标志着近代以来新世界的开始,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太虚大师对其特性有着深刻的判读:科技高度发达,但却是欲望扩张的工具与副产品,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反而将野蛮性的现实危害扩大;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但其真谛却没有显现,在被私欲桎梏之下追求自由,在强烈的分别"我执"之下追求平等,人生与社会都无法向上超升;世界被强制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人我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强化,在"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主导下,制造了大量本不应存在的祸患.科学技术、自由平等、全球化本应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一切外在的"进步"都因为人类自身的问题而改变了方向.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秩序性问题,改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匡救时弊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