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藏独倚楼诗人蒲菁

故友蒲菁,字仲山,成都人。是近代蜀中诗人之佼佼者。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国学专科学校肄业。曾在进士田明德(澄伯)家课其子二人。后任教于资阳、永川中学,又赴康定任国立西康师范专科学校教授。解放后回成都,任成都市25中国文教员,至1959年因病自请退职,1962年逝世。蒲菁能诗,早为著名诗人新繁吴虞所赏识,曾到吴宅拜访,吴氏命开中门迎接,以示礼遇,颇有蔡邕倒屣迎王粲之遗风。在康定又与陶世杰(亮生)相唱和。蒲君又     

郁达夫的文艺评论

郁达夫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他写过很多传诵人口的旧体诗词。不仅如此,他还写过很多精采的文艺评论,毫不夸张地说,他也是我国现代早期的启蒙艺术评论家。     

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的述评

唐朝律诗虽然胚胎于齐梁的新体诗,又经上官仪和四杰的发展,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予以继承、扩展和变革,但它的最后形成,还得待到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和上官婉儿等人进行创作的神龙年间(705—707年)。由此可见,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完全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它必须被一大批较成熟的作者用以写出能够吸引人们的作品,才能得到广泛的采用;而当它还没有造成这种吸引人们的力量时,就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或文学雏形,而不是一个时代广大作者普遍运用的形式。关于唐朝律诗的形成,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新唐书·宋之问传》说:“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拴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沈宋律诗列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第四变: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卷二“诗体”)这自,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后明人俞彦也说:     

郁达夫的爱国旧体诗词

郁达夫的爱国旧体诗词,感情激烈奔放,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对反动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是对当时人的莫大鼓舞,也是对后世人的深切教诲。这些诗词,语言清新激越,用事恰当自然,有精湛纯熟的艺术技巧,可见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旧体诗词的修养。     

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

我曾经写过《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载《江海学刊》六二年第二期)、《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载《文学遗产》增刊十辑)二文,考论到相如入梁年代(与生年关系最大)及是否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与赋的本原有关)二问题,以为相如入梁在汉景帝二年的可能性最大,出仕约在景帝元年,汉制男子二十三而傅(著于名籍),仕宦之年亦同,其生年约为文帝二年;而秦宓所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志》本传)为不足据,因为与相如一生行事不合,疑是传闻有失,或误读《汉书·地理志》文。昔年之文,不敢自以为是,聊供参考而已。     

关于《杜臆》的一条解释——杜甫《醉时歌》句“灯前细雨檐花落”

<正> 我在一九六二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前,写过一篇简略介绍王嗣奭和他的《杜臆》稿本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周刊上,当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杜臆》原稿影印本,由顾廷龙同志写了前言,着重介绍王氏生平和此书稿本的情况;次年出版了排印本,由我写了前言,着重分析此书的思想艺术,后来,寓居澳门的曹树铬先生作了《杜臆增校》一书,在香港出版。这些,使王嗣奭其人和《杜臆》其书为国内外研究杜甫和杜诗的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