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雅頌分类的时代意义

三百篇的编次,据今本詩經,分風雅頌三种。但也有在这三者之外,另加賦比兴三者,并称六詩的。如周礼太师之职下面,有这么一段話:「太师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兴,曰雅,曰頌」。因而鄭玄王質及近人章炳麟等相信它,認为古詩原有六种,賦此兴不能歌,被删去了。但周礼是战国秦汉间人伪託的一部理想的政書,把許多不同时代或发置無常的古官名称,搜罗水整理成一套(?)其(?)大而又精細的官制方案。其中有些名物,在古代确有所本,但如果说古代官制,真如此整齐完备,却完全不是事实。我們知道:季札观乐时,風雅頌的編次,与今詩已無大異。荀卿論詩,只提到国風大小雅与頌。再下去史記谈到三百篇的編次,也只说到「关雎为風始,鹿鳴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頌始」。可見三百篇原来只分風雅頌三种。至于周礼把賦比兴拉来与風雅頌并称六詩,在周礼或别有所見。但自毛傳行世以后,賦比兴一直被認为是三百篇的措辞方式,与三百篇的分体無关。因此我們談到三百篇的分体,只能就事論事,認为只有風雅頌三种。     

就“史”的特征谈北大同学新编的中国文学史

第一,这部文学史,重视民歌,把他摆在首要的地位,是最明显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值得学习。但重视与否,也可以从叙述的态度和给与的篇幅方面体现出来,不一定都需要列在每个阶段的第一章。因为这部文学史,把民歌都列在每个阶段的第一章, 因而对读者的印象是时代不清楚,线索不分明。如诗三百篇,雅颂产生在先,风诗产生在后,先谈民歌,后论文人诗,不免要先后倒置。至于“文人诗”这个名词,对三百篇作者来说,是否妥当,是其次。最令人不习惯的是谈了十九首和五七言诗的起源,再谈司马迁史记和汉赋;谈了变文曲子词,回头再谈隋及初唐,不但结合历史条件时会感到重复,甚至会造成叙述上的困难。也许有人     

陶渊明及其诗

晋宋之际,詩歌由闡發玄言轉向模山范水,产生了顏延之謝灵运等山水詩人。但在这个由玄言轉向山水的过渡时期,有一位在当时并不显著,到后世却愈来愈被人重視,几乎成为文学史上爭論焦点的詩人,便是我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陶淵明。关于陶淵明,本来如魯迅听說的:有时他很“飄飄然”,有时也有他的“金剛怒目式”。但历來論陶詩者,常常由于自身处境和認識的不同,作种种的解释。大体說来:顏延之鍾榮阳休之苏軾葉梦得魏了翁及近人梁启超等,大都把陶淵明看作无意于世事的隐逸之士,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