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析同光清流的思想倾向

同治末光绪初 ,清中央政府内部崛起了一个自称“清流”的派别 ,他们试图通过强调儒家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观 ,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但是 ,他们对传统的维护和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坚持都是不完全的 ,随着应用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需要而发生变化 ,造成他们思想外观上的复杂和矛盾。同光清流将儒学“术用化”这一思想倾向是戊戌变法前期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说的前奏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心态转变必经的一环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民国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回顾与未来走向高峰论坛”综述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欣欣向荣,成果丰硕。海外近代中国文献的大量公布,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等,再度引发对民国史的研究热潮。社会上也掀起了不同程度的"民国热",相关文学类作品在图书市场更是层出不穷。但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的普及,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各种演义类文学作品充斥图书市场,加之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虚构的史实与史料,令一般民众难以掌握真实的历史。2011年,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主持编写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部出版,标志着国内民国史研究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