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心态分析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宁波市列为进一步开放的14个港口城市之一,以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以来,宁波市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在广泛团结、发动海外“宁波帮”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反映,海外“宁波帮”人士对于为宁波的经济建设出力,特别是直接向宁波进行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无很大的兴趣,引进的海外资金总额不多,离人们原先的期望距离较大;相比之下,他们对于捐献或资助家乡的文化教育、地方公益事业的热情却要高得多,贡献也大得多。这种状况到底好不好?它反映了海外“宁波帮”的什么心态特征?它对于我们各级领导的宏观决策有哪些启示和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浅论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又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5周年。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颂扬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颂扬他“全心全意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并且指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也谈邵力子与中共“一大”

复旦大学校刊1982年第83期刊载了一篇《中共“一大”由上海转南湖召开可能采纳了邵力子建议》的署名文章,援引某老先生的话说:“邵力子生前曾亲口说过,他曾列席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以后发生情况,也是他当时提出建议,会议才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开。”经上海《报刊文摘》改用《邵力子曾列席中共“一大”》的定论式标题转摘介绍,此说遂被当成中共党史的“新发现”。其实,此说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为了证明某老先生的回忆是提供“信史”,“有很大的可靠性”,作者介绍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浙江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历史进程。其后,经过两党中央代表的多次谈判,在“七·七”芦沟桥事变所燃起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烽火中,宣告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浙江的两党地方当局,也在差不多同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抗战期间,它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现将各个阶段的历史概况及其主要经验教训,概述如下: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观念的改革

一、政治民主化,就要让党外人士有权参加治理国家的“政治设计”。自从“政治设计院”一词被当成民主党派向共产党夺权的“右派言论”遭受批判以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设计只能由我们党“一锤定音”,成了固定的观念。这种观念非改不可。既然民主党派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参加治理国家的政治设计?政治上的设计应该同基建工程设计的招标一样,不论是谁的设计,谁家的     

民主革命时期浙江党的活动简况

解放以前,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在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带进行英勇的斗争,谱写了光荣壮丽的革命历史篇章,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由于过去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有些事件和人物至今很少为人所熟知。本文仅作一概要介绍,以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前后,浙江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巾国的传播,曾经作过重要的贡献:最早把列宁的著作《俄罗斯的政党》译成中文的,是温州人郑振铎;义乌人陈望道,则在其家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当时全省许多县市,曾经组织过一些爱国、进步的社团,创办了诸如《浙江青年团月刊》、《教育潮》、《双十》、《浙江新潮》、《钱江评论》、《曲江工潮》、《浙人》、《责任》、《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进修团团刊》、《晨钟》、《越声》、《新学报》等数十种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杭州的省立第一师范,成为当时全省新思想最活跃的中心。以进步学生宣中华、徐麟书(白民)为领导骨干所掀起的“一师风潮”,震动全国,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一师的不少教师和学生,成为我省建党初期的著名活动分子。     

青年志愿者行动：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

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它有利于大学生道德主体地位的恢复,有、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并对社会具有强烈的道德辐射功能,是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新时期,完善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进一步发挥其德育功能尤显必要.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地方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最早的地方组织建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大”以前已有“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此,笔者曾著文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也有的同志说:“一九二二年,杭州、绍兴、宁波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五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月,中共杭州支部在皮市巷正式成立。实际上,她已成为全省党的最早组织领导中心。”这段介绍与史实有明显的出入,现提出与作者商榷。第一,据目前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证实,浙江最早正式建立的团组织,应是一九二二年四月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书记俞秀松同志从上海来到杭州指导筹建的。(在俞秀松来杭前,当地已有一批团员,但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至今尚无材料说明这批团员在此前进行过有组织的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述,当时在浙江还没有一个党员,更不存在党的地方组织。事实     

张秋人烈士传略

张秋人(1898—1927),浙江诸暨人。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先后在上海、衡阳、宁波、绍兴、芜湖、广州、武汉、杭州等地从事广泛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翌年二月壮烈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传统的理论观点最初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较之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不存在什么还要对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后来虽然不得不承认也要进行改革,但又只是着眼于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形成更加高度集中统一、即统得更死的经济体制,而无法想象,更决不容许通过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