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论阿英新文学史料编著的典范价值

阿英不仅是新文学史料工作的前驱者,还是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在这一学科的发韧期,其编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涉及面之广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是最早反映第一个十年期间新文学历史全景的具有较为完备体系的编著,尤其是在创作总集中他撰写了按语,从学术上给研究者以重要的指引;在史料编辑和钩沉上,给后学者以方法上的示范.他的<中国新文坛秘录>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掌故书,资料珍贵,利用价值高,资料对举的客观明晰,同样为后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偶然中的必然——论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的原因

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看似偶然,却是必然.通过对新文学第一、二个十年文化背景、文学背景、史料学背景的梳理和有关数据的统计,以及对阿英个体因素的分析,可以认为阿英成为开拓者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个人自觉的追求.     

袁崇焕的英雄悲情

直至今天，这位大明蓟辽督师袁崇焕的是非功过，仍然众说纷纭难以定论。我不是历史学家，但就时势而言，我认为袁崇焕不仅是一位可歌可泣的爱国人士，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论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

作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阿英树立了与时代同步的史料观,并以史家宽广的眼光和标准来观照史料。他较早地认识并阐述了新文学版本的重要性,形成了独辟蹊径、逐渐成熟的选文思想。他不仅以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评判文学史料的价值,而且大胆地肯定被作家本人所删弃的作品的史料价值;他不仅阐述了日记、书信的历史参考价值,并且在确认"文坛指掌图"价值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史料工作的特殊价值和独立品格,将其与文学创作视为是同等重要的学术事业。研究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对于正确认识史料工作的地位,激励研究者致力于史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一种课堂讨论：书面讨论与口头讨论的比较和结合

书面讨论是一种要求学生以书面发言形式参与的讨论方式，具有保证学生全面参与、节约课堂教学世间、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教学内容以及帮助教师获得高质量教学反馈等多方面优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大学扩招后课堂教学的新形势。但书面讨论在适用范围等方面也存在明显限制，其优长与口头讨论正互为补充，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可将两种讨论方式结合使用，以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     

宋代公使钱滥用问题探析

公使钱本应用于官员的往来招待和日常供给,但在实际操作中,私用、过用、挪用公使钱的现象层出不穷,并且有随时间推移而加剧之趋势,由此成为两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弊病.公使钱滥用的表层原因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尚在于宋代君臣对于这一制度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使得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层面缺陷被不断放大,并最终对宋代的财政、吏治造成严重危害.     

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宋代公使钱的基本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提供日常招待与宴饮经费,其福利属性使宋人视之为君主优待文士理念的直接体现。公使钱为宋代各地频繁举行的公务宴饮提供财力支持,使众多经济实力有限的中下层文士得以接触声妓宴乐,从而有机会参与到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公使钱所具有的优抚色彩又降低了文士在参与公务宴饮时被指纵情声色的道德风险,遂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经济赞助与心理庇护的双重效用。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宋代文学研究论著近况统计分析

以2002-2005年为参照,2006-2007年的宋代文学研究论著在数量上显示:总量基本持平,而文学重出本、选本与普及本大增;论著的研究对象依然相当集中,而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开拓;论著作者的整体活跃程度不高,而少量作者持续高产;论著的出版单位较为广泛,而支持力度尚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