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

近人梁启超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然此论已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至于将地方志擘划为史学中的专门学科且有系统论述者则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氏对方志之性质,源流、内容、体例、作用、编纂原则、方法等均有建树,这来源于他的修志实践和对前人及当时人修志观点的研究和探讨并有创新和发展,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学的奠基者。方志属性问题,是个原则问题,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本文着重章氏关于方志属史论的探讨。注意章氏其理论依据及其对志书编写的作用。并着重指出方志属史论对于今天编修新志的理论意义。     

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

我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究其编纂体例,大体可分三种,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编年和纪传二体,是我国古代撰史的最其本方法,至西汉时,业已具备。适如刘知几所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史通·二体》)历代史家据此,把《左传》和《史记》分别称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初祖。南宋时,袁枢将《资治通鉴》中重要史事归纳成二百三十九目,每目记录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撰成《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遂被史学界公认为历史编纂的新体例——纪事本末体。     

河北境内的长城要险

万里长城,雄伟险峻,历史悠久,工程浩大,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不断兴建,秦统一中国后,将北部长城衔接起来,并加修缮,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号称“万里长城”。至汉、北魏、北齐、北周及隋代,皆有修筑。终明之世,注重边防,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分设大将,统兵御守,先后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固原等九镇,合称”九边”,(《明史·兵志·边防》)于洪武至万历年间,重新构筑长城,并在其险要处,建关设塞,布有重兵,加强防卫。西起嘉峪关,东至河北省山海关,总长约六千七日公里,时称“边墙”。为确保京师的安全,特于大同、宣化以南,河北、山西两省的险峻地带,筑有内长城,时称”次边”或”内边”。     

李吉甫及其《元和郡县图志》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唐宪宗时大臣.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为宰相李棲筠之子,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少时好学,善写文章.二十七岁时,任太常博士,该(冫合)多闻,尤精于唐朝故实,为时人所称道.陆贽为相时,疑李吉甫有朋党,贬为明州员外长史.后陆贽被贬忠州,朝廷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使之惩治陆贽,重构其罪.李吉甫到任后,宽宏大量,不休旧怨,厚遇陆贽,深为时人所推重.后曾官郴州刺史,又迁饶州刺史.     

图象之学的史学地位

史书立表,肇自司马迁《史记》,其仿《周谱》而作表,后世史家,逐沿用不废。表是按照年代次序罗列历史事件的表格,其“旁行斜上”,“事增文省”,给人以脉络清晰之感。具有“执简驭繁”之效。然司马迁创纪体有表而无图,立谱学而不立图学,历代史家陈陈相因,无能出其范围,逐使以往之形状名象无由考稽。表、图互为表里,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     

方志学的文学价值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著述极富,在世界文化史上居于优先地位。 从有关文献及历代地方志书本身考察,早在周代就已有地方志书出现,迄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了。且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纂修方志之举从未间断。隋唐以降,由于封建社会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国防上的需要,更加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定期纂修方志,蔚成风气。清代统治者积历史之经验,极其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康熙、雍正皇帝都曾下令全国各省府州县修撰志书,其后并规定各州,县志书六十年一修的制度。当时许多著名史学家,学者积极参与修志,官修私修并举,且出现了如章学诚那样造诣甚     

黄彭年与晚清直隶文化

黄彭年与晚清直隶文化吕志毅满族主中国，为防止排满思想蔓延，对学术思想采取了抑制政策。如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上谕，明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王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文网稍驰，书院有所恢复。清统治者看到书院不仅重视宋明理学，还注重应科考试，从中选...     

寿鹏飞及其《方志通义》

寿鹏飞(1873—1961),字洙邻,又字榘林.浙江绍兴人.近代方志学家.曾署奉天公署文牍,1908年纂《奉天新志》.1914年——1928年.在北京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办事书记.此间,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离北京后,常有书信联系.互赠书刊,多次晤见.据《鲁迅日记》,1912年9月—1925年3月,记与寿氏往来之事达52处之多.鲁迅年小于寿氏,常以“沫邻兄”称之.1930年—1939年,寿氏在河北易县纂修《易县志》十卷成书,迄今未刊行、稿本完整,今藏于河北易县档案馆,诸公私出目均未著录.其中载有寿氏关于方     

略论章学诚的方志学

我国撰著地方志的历史悠久,及至清代,最为盛行。在清代以前,对于总结历代地方志的得失,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深入研究者,尚无其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也无非着重对于国史等进行总结,加以评论,而把地方志只列为史学杂著的一部分,因此,对地方志的评价并不客观。直至一千多年以后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撰修地方志的实践并总结了前人撰修地方志的成败和得失,把地方志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建立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其代表著作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篇中,集中地表达出他对撰修地方志的系统见解。其重大成就在于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志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地方志的概念、性质、内容、体例及社会作用。为我国史学作出了贡献。章学诚的方志学,成了乾嘉时期史学界三大突出成就之一。     

河北大学前身--天津工商大学创建背景

河北大学的前身 ,是 192 1年由当时管理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 (192 4年改称献县教区 )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天津马场道创办的“工商大学”。 1933年夏 ,因所设系科数量未达“大学”标准 ,在教育部注册时易名为“工商学院”。此后 ,学校加强了系科建设 ,于194 8年秋获准重新注册为“私立津沽大学”。“工商学院”时期是学校 2 0世纪前半叶历史上的极盛期 ,在教育界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 ,巍巍工商独称尊”之誉。特别是 4 0年代中期 ,该校人才荟萃 ,堪称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相伯仲 ,居于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①这所大学奉利玛窦、南怀仁等前辈传教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