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气到机构：稷下之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兴起和发展

“稷下学宫”不是一个历史称谓，它的形成，实际是司马迁将稷下之学定位在齐宣王时期而引发的学术关注，后经历代学者不断考察、记述、议论，逐渐形成学术机构的印象，最后正式出现在郭沫若的《庄子的批判》中。稷下学宫与稷门有关，稷门原是临淄大城南西门，战国时期因为修建小城而被毁弃，“稷门”之名遂沿用至新建的小城西门。稷下学宫与小城是一体规划并一体建造，它既有招揽人才和议论争鸣的功能，又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功能，实际就是田齐政权重建的诸侯国大学——泮宫。稷下学宫在战国时期的兴建，是田齐政权对齐国养士制度的延续，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的国策以及齐桓公“啧室之议”和“庭燎”之礼的继续发展。我们今天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所见到的稷下学宫并不能代表稷下之学的全部，它只是稷下之学发展至巅峰时期的象征。     

老龄社会与老年人居住环境规翅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文章分析了老年人的特点,考虑我国的实际,认为老年人居住环境规划必须从交通环境、建筑环境、绿化环境、设施环境等方面来研究。     

从文献著录到历史现场：云峰刻石书写者及相关问题新考

从宋代开始,历代文献开始不断对云峰刻石进行著录,如赵明诚《金石录》、阮元《山左金石志》、包世臣《历下笔谭》、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但这些文献都未对其书写者进行详细考证。我们尝试跳出单纯的文献著录,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刻石本体,还原刊刻活动历史现场,对郑道昭、郑述祖的学术贡献进行重估。经过研究发现,云峰刻石刊刻活动的始作俑者是郑羲故吏程天赐,郑道昭则是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到有意,整体策划、组织了刊刻活动,其直接书写的不过是其中几块有郑道昭名字而且字数较少的刻石。云峰刻石中的北齐作品,主要是郑道昭之子郑述祖出任光州刺史后组织刊刻的,作品使用隶书字体,提升了题刻的品味和层次,形成了云峰刻石的北齐风格。郑道昭和郑述祖虽然不是书法名家,但这些作品的经典风格却让他们的名字与云峰刻石一起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