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耕的多元收益考察

通过对生态农耕户的收益考察发现,南方地区的生态种植户收入较之前实现了倍增：对于经营多年的有成熟城市消费者网络的生态农耕户,其收入结构实现了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多样化;对于首年使用生态农耕的农户,在城市环保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当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且有盈余。生态农耕的发展,实现了农户的价值回归与身份捡拾,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再生,实现了“益农”式的增长,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社区生产方式的转变,突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熵与乡村自组织演进——基于系统论视角

乡村自组织在形成生产的、资金的和个体利益的有序化整合中,内在地需要一种社团文化上的信任和共同信息范式的基础。这样的文化上的准备,规定了社团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和互动方式,使得不论是生产各环节上的协作还是资金信用的让渡都以一种较低的成本运行。研究成果表明,通过新乡村建设带动的新文化注入,出现熵减小的趋势。在当代新乡村建设的案例中,无论是小规模的城乡间的生态产品供应,还是跨越十余个村镇的大范围的耕种实验,都能在其中辨别出"合作"的元素。民间经济协作组织形成过程体现了自发性制度演进特征,以及系统的弹性或可恢复性,即在受到干扰后仍能保留或重新获得它原有的状态或构型。     

产业增加值、技术能力与中国城市化——全球分工对城市化作用指数的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实际国内增加值数据和实际拉动就业量的加工外贸行业对中国城镇化作用指数,并分别计算了传统制造业和深植于全球产业链中消费电子部门的相应数值。研究发现占据外贸出口相当比重的微电子制造业等部门因在国际技术分工中处于末端地位,导致其不论是在就业质量方面,还是在增加值贡献方面对城镇化拉动水平呈低水平状态。在通过与高端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城镇化作用指数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产品增值作为政府财税收入和从业者工资的终极来源,在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意愿以及个体生活能力两方面制约着城镇化质量。通过对日本高速增长期产业增加值与城市化进程的回顾,可以发现通过开创性地应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积极推进以高增加值为指向的产业政策,构建基于技术能力的动态比较优势,可以达到产业能力与城市化过程的良性互动。     

网民留言中的“参与性、归属感与自由感：10省留言数据分析

根据对10省份近千网民留言的内容分析,发现各地网民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上存在明显差异.更具参与性的留言关注领域也更加宏观和多元,一方面这些留言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对少数群体权益的保护也在高参与性留言中得到体现.在申诉策略上,参与性留言显示出对话的平等性与建设性,也更具结构性和逻辑性,显示出参与式留言者的群体特征.基于民众与公共机构间关系的政治文化框架中,参与性留言体现了一种基于责任感和属地感情的更深厚的信任关系.     

社会资本理论与游离资源功能化:基于社区合作金融的考察

如果将农村资金互助视为社区内分散资金集中化、功能化运用,那么这样的资源功能化过程,有赖于社区内游离态信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激活、汇聚与利用。本文提出的社区势能指标,考虑了社区内部评价维度和基于人际关系的可用社会资源维度,是社区合作金融制度对借款人个体风险程度考量的重要标准,其表征了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体互为的信任评价和行为意愿,即其总和形成了一个互为评价和互惠性行为空间。社区合作金融组织的基本功能就是对非正式社会势能进行可操作化改造,使之效能增强,适应正式化制度建构,并实际构建了一种环状、扁平的交互监督和责任机制。这样一种去中心的、互为主体的机制,是通过强化和再生产社会势能,在微观层面上重建社会。     

生态农耕：生产方式、市场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再构

基于自然与农耕生产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农耕是生态文明建设在＂三农＂领域的突出表现,重视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注重城市消费者与农耕者沟通的市场结构、强调社区合作的人际关系在生态农耕中逐渐呈现。农业—村社关系共同体价值回归的过程同时是劳动者的主体性与自信力重建的过程,劳动者精神则是对劳动过程价值的重新构建。生态农耕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消费者教育与培养的过程,消费者参与生态农耕认证是对市场本身进行再构的过程。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生态农耕兼具农户增收效应、社区生态效应、健康效应,促进了社区基于规模化生态农业的合作化过程,突现了其社区重建功能。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利于生态修复和环境安全的、兼业化的、体现立体循环经济的生态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应该加强对于以小农户生态农耕模式为基础的、市民参与式的、有生态文明教育体验作用的多功能生态农业的政策扶持。借助生态农业对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及社区合作因素的促进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生态农业为起点,探讨新时期解决包括食物质量在内的农业安全问题的途径。更新政策认识体系,发挥政策多维想象力与差异适切性。     

“理”的逻辑:认同、交互与抗争——基于A省网民拆迁类留言的分析

不同的政治文明规定着社会关系中权威关系、公共机构与个体、社会群体间信任关系和资源控制与分配关系网络的稳定和运行。这样的政治文明内化于社会行动主体思维和行动逻辑中的,成为一种特有的心理结构,并复制着、维持着政治制度的运行,而其自身也在政治过程的互动中被创造和破坏着。在有着古老集体农耕文明的中国,一种以"理"的诉求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从家族、社区内部互助、合作关系赖以维系的必要物发端,形成了一种依赖官民一体观的政治逻辑。这样"理"的政治文化根植于国人的思维结构中,并潜移默化地通过在各种微观政治过程中显现出来。这样的诉诸于"理"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情理—公理—天理"三位一体构成,内嵌于同一的、并未言明的、却共同维系社会公序的语境之中,体现为一种"理"的结构和生活—哲学统一体。通过对网民拆迁类留言的统计和分析,可以观察到诉求者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层面上,是在工具性地利用诸如"公正"、"权利"、"权益"、"法治"等说法,而其在心理层面上的终极目的,是要"讨一个说法",是通过诉求的实现,达到一种"理"的平衡和修复。     

全球价值分工与两层级结构性再生产

文章从全球技术—价值垄断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再生产的内在发生机制,描述了以国际IT业为代表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内在权力因素以及其与劳动控制、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制度结合、造成特定的社会后果,及其对社会结构的重塑作用。这样的技术结构性分工体系,有着强烈的自我建构和复制能力。它通过对价值和社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向的把控,制约着社会群组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使位置属性具有了结构性循环的意味。在此,以技术的模块化垄断为内核的利润分享机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球配置,实现了对人类可行能力全球配置。或者说,通过将低技能劳动力在个体生涯层面和代际上升层面的动态发展能力的闭锁,而形成了对一国在生产能力和价值分享机制上的闭锁。如果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一个巨型系统,其基本属性之一就是保持原有的构型——一种物质和能量的平衡状态。当内部某一单元出现偏离原有结构的趋向,其它组成部分会通过改变自身路径等方式,以关系性制约保持结构的完整性。这也就是“结构性再生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