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韧性：新中国治水史的政治现象学分析

新中国的水治理创造性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模式，即在继承传统政治合法化资源与吸收现代化背景的各种要素之过程中，扎根本土场域，以国家为主导，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并在其中构建国家韧性。国家韧性依赖于国家政权认同、治理绩效、执政理念三个层面的建设，新中国治水史的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并突出体现了该逻辑的共性，这构成了文章的主线。治水实践以外，每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困难和障碍之时，治水的精神力量亦是巨大的。在如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更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治水历程，厘清其历史资源、外部资源与理论资源，回溯关键时段的关键节点，加以贯穿审视，从而准确把握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爵”“齿”的抑扬：儒家礼法秩序的两难境地——以孟子与晚明管志道为例

先秦儒家在界定社会活动的秩序原则时构造了爵位、年齿、德行三个衡量标准,即三达尊。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有意将“道统”从政教分离的“儒者之学”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提出“君师道合”的主张,并在地方社会树立应有的身份制度。这种看似守旧的理学观点,实则是对科举异化后身份制度的反思调和：一方面提倡对不同层次的人应行不同方式之教化;另一方面则顺应了平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公共理论的突破。孟、管两人的观点,恰恰是周秦之变格局下儒家的两个互补面向,这种在经典与王朝、圣人与帝王之权威的摇摆不定,构成了新旧儒学的两难。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障碍及转型之路 ——一个内卷化理论的视角

在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中,以往的学者大多关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为背景来进行剖析,对组织自身的内在逻辑认识不深。对此,不妨以内卷化理论为基础,对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规律与转型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梳理内卷化理论的含义,且基于此理论建构一个社会组织内卷化的命题与发展机制,对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包括其组织使命与正当性特征、生命周期特征、外部格局与自身定位特征等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指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障碍所在,并揭示其解决之道。